为了纪念鲁迅七十诞辰，周作人在《亦报》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收入《鲁迅的故家》一书，算是对乃兄的一种别样的纪念。他结合鲁迅作品所揭秘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消息，称得上是难得的文献。但当事人的记忆是否可靠，这是个问题，犹有悉心甄别之必要。例如，周氏兄弟关于“平地木”的叙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这是《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里的记叙。对其中关于药引子的这番寻觅，周作人颇不以为然。他在《知堂回想录》里也谈了父亲的病，认为乃兄不知“平地木”为何物，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访求最不费力”：

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有时换成“平地木十株”，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说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家里有这书，说明这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珠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在山中的时候结子至多一株树不过三颗，家里种的往往可以多到五六颗。用作药引，拔来就是了，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

周作人的话看似言之凿凿，但未必可信。家中藏有《花镜》不等于知道平地木是何物，家里种了老弗大也不等于就知道它是平地木。学名与俗称叫法不一，当面错过，也不奇怪，兄弟俩就不曾认出他们捕捉的张飞鸟其实是白鹡鸰（参见拙文《拆书、鹡鸰及周氏兄弟》，《书屋》2020年第一期）。更何况，收藏《花镜》和种植老弗大，这两件事是在找药引之前还是之后，也很成问题。周作人说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才看到《花镜》，大概也就是他父亲去世那年或去世的后一年。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鲁迅从爱种点花木的远房叔祖那儿获悉平地木就是老弗大，并且告诉了他《花镜》里有关于平地木的介绍，而后才有了不惜高价收藏该书并种植老弗大的故事。周作人所载扫墓拔老弗大的时间已在1899年，比找药引子要晚了三年，“前几时检阅旧日记找出来的一节纪事可以抄在这里，时光绪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十六日也”，并且抄录了《花镜》记载平地木的原文：“平地木高不盈尺，叶似桂，深绿色，夏初开粉红细花，结实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红，子下缀可观。其托根多在瓯兰之傍，虎茨之下，及岩壑幽深处。二三月分栽，乃点缀盆景必需之物也。”但《花镜》中并未交代平地木又名老弗大。

倘若收藏《花镜》和种植老弗大二事在找药引之后，鲁迅所采取者就未必是“一种诗的描写”。王瑶先生曾指出，“至于‘平地木’，名称本来很多，药店叫紫金牛，绍兴人俗称‘老弗大’，一时不知何物也是容易理解的”。周作人晚年解读鲁迅作品好标新立异，这心理值得玩味。比如哥哥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说雪天没捕到鸟是“性子太急”，弟弟在《鲁迅的故家》里偏要辩解，“不全是为的拉绳子的人太性急，实在是天不够冷，雪不够大，这原因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