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19年10月底，在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的“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首届观音山国际文学与生态文化发展论坛”上，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说：“在中国的大学里，可以看到中国在发展一种新的人道主义，鼓励学生突破自己的领域，跨学科进行研究，不少学生能够跨越科学、文学、哲学等边界。科学如果没有道德上的认知，那将是灵魂的失败。我遇到过很多中国学生都对文学感兴趣，而且不光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也很感兴趣，这就让我看到一种非常美妙的未来。我认为中国出现了非常创新的状态，能够将自然科学和人类的想象结合在一起。”

自忖早年即属于他所说的这一类中国大学生，我写第一首新诗《我们正年轻》的时候正值十八九岁的青春韶华，刚刚跨进西宁湟水河畔的大学校门。虽然知道孔老夫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其实也仅限于能背诵《关雎》《蒹葭》《桃夭》《子衿》《伐檀》这几篇。祖父曾教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可惜我太愚鲁，迄今未作过一首平仄像样的旧体诗词。而对于现代新诗的喜爱，则始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伟大母爱的咏唱，对光明世界的向往和祖国深沉的热恋，不仅开启了我的艺术心智，也影响了我日后的文学道路与创作风格。

作为青海师范大学的一名校园诗人，我与其他各系文学爱好者交游颇广，进而牵头创办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大学生诗社，并成功刻版油印三期同名诗刊《湟水河》。犹记夜色阑珊，我们趁着晚自习到图书馆和各个班级派发刊物，多少收获了一点赞誉，心里也有一丝小小的自得。但我没有将自己限定为一个诗人，1985年之后，我基本上不再写诗，而是转向了其他文体的研习与写作。多年以后，接受诗歌史学者姜红伟访谈时，我直言当年“在青藏高原客串了一把诗人”。

直到2014年夏天，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府之邀，前往德令哈参加建州六十周年大庆，目睹青藏高原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看到西宁南北山上的绿草和树木，想起大学时每年春天冒着雪花植树造林，心头忽然温柔得像水一样荡漾。那天傍晚，我写了一首《西宁的丁香》，隐喻一个从未开花结果的故事，再度唤醒了潜藏已久的诗兴。之后到了柴达木盆地，写了组诗《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四首，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报刊发表和转载，我也仿佛成了一个“新归来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