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1862—1938）与作为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的胡佛（1874—1964）有来往并不稀奇，但两人的因缘并非开始于公务外交。本该天各一涯的他们因缘际会，在庚子国变中结识，后又成为生活上的诤友和政治上的知己。他们都不算成功的政治家，唐绍仪两次组阁，第一次因与袁世凯在人事任命上的矛盾，仅维持了三个月便挂印离去，第二次组阁则短至四十余天；胡佛因应对经济萧条的失策而没能连任，他执政的四年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糟糕的四年。

一

作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先生的同乡，唐绍仪成绩优异，顺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批赴美留学生，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81年，留美归来的唐绍仪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短暂学习后，又被派往朝鲜作为税务官，并结识袁世凯，此后因外交和行政能力突出，得到袁的赏识。唐绍仪的族叔唐廷枢曾任开平矿务局首任总办，唐绍仪自朝鲜归国后，则在天津担任铁路官员。

胡佛一生改行过很多次，他的发展起初并不像唐绍仪那般顺风顺水。李敖曾戏称胡佛为“工作最多的老头子”。1874年，胡佛出生于爱荷华州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使得他的童年只能在卖报、打零工中度过。他利用工余时间读夜校，艰苦努力，终于在1891年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地质学，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妻子卢·亨利。毕业后做了两年穷文员的胡佛开始不安于现状，1897年，为了更好的收入，他便应聘英国当时在亚、非、拉、澳等地开展业务的矿产巨头威克·墨林公司。因为招聘要求三十五岁以上有经验的美国工程师，二十三岁的胡佛便蓄起了大胡子，还把年龄写大了十二岁。与唐绍仪年齿原本相差一轮的他，因缘际会地变成了“同龄人”，不得不说，历史上总有太多巧合。

据《开滦史鉴撷萃》等材料，胡佛夫妇应公司安排，于1899年3月抵达北京，代表墨林公司与清政府的开平矿务局接洽。而当1900年6月，胡佛考察矿场结束，返回天津时，却赶上了八国联军进攻塘沽和义和团运动爆发，双方在天津激战。唐绍仪一家为躲避战火便躲入天津租界马场道的一间宅子，刚好与胡佛的寓所（马场道10号）相对。外国军人借机欲“公审”有清廷官员身份的唐绍仪、张翼等人，当时已有数名中国人被洋人私刑处决。胡佛得知后，多次在英国军人面前替唐绍仪求情，又奔走俄军总部，请求斡旋，最终救出了唐绍仪。数日后的一次炮击中，炮弹击中了唐绍仪的寓所，唐妻张氏和一个婴儿不幸遇难。胡佛闻声即与友人跑去搭救，他们一起救出的唐绍仪的第五个女儿唐梅（宝钥）。唐梅后来成为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十八年后，顾维钧夫妇当面感谢了胡佛。胡佛回忆录中的叙述与此吻合。

关于胡佛搭救唐绍仪家人的细节，一些外国研究者基于对中国的想象和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产生了许多误读。如利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合著的《幸运儿：晚清留美幼童的故事》（下称《幸运儿》）一书以西方人的视角切入历史，美化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称八国联军帮助城市“解围”后，唐绍仪“匆匆赶回家中”，“才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已经被杀害了”，幸得胡佛对其他家人的拯救。这个事实细节的修改很耐人寻味：唐绍仪此时避居租界，妻女之死并非义和团破门而入，而是不知哪方炮火殃及（胡佛在自传中写明：A shell banged through a back window and then，exploding）。作者似乎想描画一种虚假的、事实碎片拼贴的历史景观：西方军队救助生命，中国抵抗者制造屠杀，暗藏着西方人占据道德制高点，东方反抗者有罪论的扭曲逻辑。胡佛救人与唐绍仪的归来似乎有先后顺序，这一叙述调整，也无疑是为了凸显西方人在救死扶伤上的主导地位和重要性，继而将庚子国变中西方侵略者的残暴行为作道德上的正当化处理。下文话锋一转，又将唐绍仪作为受害者进行渲染，矛头直指义和团和清廷的反抗，将八国联军从天津至北京的烧杀抢掠狡辩为“复仇”情绪的支配。正如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曾批判的，一旦“历史的虚构形成”，并“成为一种主宰着政治秩序的故事或叙事时，我们其实离真正的历史越来越远”。此外，此书中文版翻译上也有一些人名译錯，如张烨茂（Chang Yen-Mao）这个名字在书中经常出现，史籍查无此人，“烨茂”其实是当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的字“燕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