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新产物，人工智能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体现了人类思维活动的变化过程，人工智能的行为模式与人类自身的发展需求、价值定位、文化背景等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拟人化的行为特征使得人工智能相较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将对人类现有的生活生产方式造成更为剧烈的冲击，从而导致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在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的出现将对现有作战基本方式和军队组织结构产生颠覆式影响，人在军事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会随之受到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消除人工智能对军事活动参与者的不利影响，使其受人控制、为人所用、引人向善，将成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伦理研究的重中之重。

机器替代人导致的价值缺失

开发人工智能的初衷是让人从繁重、繁瑣的程序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大面积应用也将挤占大量工作岗位，造成社会普遍失业现象。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同样可能导致类似问题的出现。相较于军队人员，人工智能在情报获取、决策支持、特种战斗等方面都有着更为稳定和可靠的表现，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战斗力生成的角度来审视，都有着更为明显的优势。而一旦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原有属人的职能将被不同程度替代，军人群体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自我认同危机。现代社会转型对自我认同的侵入是通过对日常生活、权威系统（专家系统）、文化思想系统的解构从而威胁到个体本体安全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军队特殊的职能任务，军队内部环境具有相对封闭性，这就使得军队内部人员在接收外部社会环境变化释放的信息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军人自我身份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社会对于这个群体的评价，一般情况下，军人离开军队时出现的不适应状况往往能通过国家的政策指引和社会的接纳吸收得到有效缓解。而每当社会出现重大转型时，巨大的军转再就业需求往往会超出社会的承载能力，致使一部分军转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从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由信息化、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也会引起军队在人员结构上的“大换血”。一大批知识技能相对较弱的军队人员将面临被人工智能“淘汰出局”的窘境，当社会的转型需要与他们的能力状况不相符合时，就必然会出现冲突和矛盾。这部分人群可能被社会无意识地边缘化，产生被抛弃、被遗弃的感觉和沮丧、失落，甚至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仍然留在军队中的人员，也同样面临着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的困扰。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将使人机关系由单纯意义上的从属关系过渡为特定场景下的共存和协作。人工智能作为整个指挥链条的关键环节紧密嵌入其中，充当不同指挥层级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参谋人员将辅助决策的职能让渡给人工智能，战斗人员将从作战执行端转移到控制端，具体作战任务将由智能化无人系统自主或半自主地实施。从微观层面看，军队人员原有的工作任务被人工智能部分或全部地代替，在解放体力和脑力的同时也会导致自我价值和认同感的弱化，这样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必然会滋生一系列心理问题，从而对军队和社会安全产生影响。从宏观层面看，军队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面临调整和重塑，勇气、荣誉等传统武德，队列、体能等军人基本养成模式呈现边缘化、形式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集体凝聚力和向心力，造成军人群体的归属感缺失，各种形式的违纪违规行为将变得更容易发生。

机器杀戮人引发的道德危机

纵览人类历史，但凡发生战争，总免不了人员伤亡，其中既包括战斗人员伤亡，也包括附带的非战斗人员伤亡。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一方面，各类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可以在更短时间、更小范围、更低伤亡的情况下进行；另一方面，各类国际法的出现也对战争的限度进行了规定，并突出对非战斗人员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