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退休之后，刘金丁回到了固城县。固城县现在隶属于省城东宁下辖的一个区，刘金丁在固城县待的时间不短，扣去中间外出读大学四年，算起来有将近三十年，他改口“固城区”还不习惯。跟人聊天，时常有人纠正他，比如说是区长不是县长，是区教育局不是县教育局，他虚心接受，自嘲人老了跟不上时代，没能与时俱进。固城搭上了时代的快车，换了新颜。原来这里是东宁市交通最落后的郊县，但现在高速公路和轻轨直达县城，荒山野湖摇身一变成了旅游景点，号称东宁市的“后花园”。当年像刘金丁这批考大学离开这块土地的人，退休后纷纷回老家，将父母的老房子重修成为景区别墅，可自住或开民宿。刘金丁在固城县没有房子，他的父母是乡村中学的教师，一辈子辗转于固城县的乡中，最后的归宿是县城的老教师宿舍。当时能有一套公寓房，搬进去时也是欢天喜地，现在来看，破、旧、小，父母习惯了尚可，可小妹住惯了城里大房子，不肯与老人挤在一起。小妹不是刘金丁的妹妹，是他老婆。刘金丁就在县城新区买了一套精装修房，环境好，安静，适合刘金丁看书写字走路。固城县变成了固城区，房价变化却不大，不到省城的三分之一。刘金丁为何要回固城，除了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还有一个因素。刘金丁在本省是个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并且担任了省作协的副主席。固城区不大不小，但作家属于稀罕物。现在讲究精神文明，区政府开始重视文学艺术，为本籍出身的艺术家在本地设立工作室：一是画家，远在北京；一是作家，即刘金丁。工作室里办公室、阅览室、会议室等一应俱全，也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但是这俩人一在北京，一在东宁，难得进一次工作室。工作室有培育本地文艺新人的任务，刘金丁退休后，决定把工作室用起来，不负期望，为老家文学事业尽绵薄之力。

固城历史上有崇文传统，且不说本地文人人才辈出，南宋时有“吴门三贤”吴柔胜、吴渊、吴潜，明时有魏良臣、邢昉，清时有张自超、邢鹤，都曾以诗文名扬天下。当然，这些人距刘金丁畢竟遥远。刘金丁寻找的是当代写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固城县涌现出一批诗社，活跃着一批诗人。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崛起的诗群”诗歌大展，是载入文学史的大事，固城县的“日常主义”流派诗作，在版面上曾经占有显赫的一席之地。

刘金丁回老家后，首先想到的是寻找那批诗人。

刘金丁第一个联系上的是史光辉，当年“日常主义”诗社的社长。现在是一家装修设计公司的老板。史光辉是固城区的名人，当年顶着诗人的桂冠，现在是引领装修艺术风格的设计大师。别人的公司得抢活干，史光辉的公司是接工程得倒过来求着他。做过诗人的设计师就是与众不同，他设计的旅游小镇现在是固城区的名片，其中的几幢民宿风格迥异，成了网红打卡点。史光辉公司的总部，不在县城，也不在旅游区，而是隐藏在一所名为三湖中学的旧址内，刘金丁熟悉，当年他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就是到三湖中学当教师。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刚下过的雪还没融化，刘金丁将车停在原先的操场上，打开车门。建筑还是原来的那些建筑，只不过屋顶上覆盖着一层薄雪，光秃的树枝上也裹了雪装，添了莫名的寒意。刘金丁到这所中学报到时，它还是一所完中，后来上面要求初高中分离，它就成了一所初级中学。再后来，农村中小学合并，三湖中学就不复存在了。史光辉在几年前租下了学校，他将教室打造成车间，宿舍改为仓库，把大会堂改造成他的办公室。大会堂能坐下全校二千多名师生，主席台是个大舞台，“一·二九”大合唱时能摆得下一个班的学生。刘金丁推开门，发现那一排排的座椅都拆光了，靠近主席台的地方隔出了几间做成办公室，大片的空地上竖了两个篮球架。一位小伙子迎上来，说史总在办公室恭候。史总的办公室就在主席台上，舞台的台沿竖着弧形的玻璃墙，推开玻璃门，史光辉热情地迎上来握手，说，大驾光临。史光辉年轻时发际线就高，现在头顶上更加荒芜，两颗门牙也没了，剩余的牙齿在烟熏火燎下也看不出本色，他一张嘴，就好似黑洞。他的办公室空间很大，两只大壁炉放置在办公室的中间，铁制的炉箱并排排列，四根胳膊粗细的烟管直攀屋顶，沿一个直角冲出了墙壁。火炉内有木柴熊熊燃烧，火光让人温暖，室内的温度也确实暖和如春。这地方不像一个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倒像刘金丁在艺术村里见到的画家工作室。在沙发上坐下，史光辉说，知道你衣锦还乡了，但没想到你还会专程来乡下看我，受宠若惊啊。刘金丁说，你这老板一当，说话也学会假模假样了。你别忘记，这里本来是我的根据地，你当年来混吃混住，可没少骚扰我。史光辉伸手摸一摸光头，说，还真是。史光辉说，专程来我这里，是不是想装修你在固城买的新房子？我先向你申明，本公司从来不接公寓房的项目。刘金丁逗他玩，说，怎么，就不能为老朋友破个例？史光辉说，你要逼我，我也只能听命。刘金丁哈哈大笑，说，看来诗人走上了致富路，也懂人情世故了，这可不是原来的你。史光辉说，原来你是专程来跟我来捣乱的，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扯完闲话，刘金丁说，史大诗人现在还写诗吗？

史光辉说，一直在写。就是写得少了，不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

史光辉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诗歌人》，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诗歌杂志，这些杂志上都刊有史光辉的诗作，看样子他还在写诗，并且时有发表。史光辉至今没有放弃诗歌，这让刘金丁意外，这是真爱，就像诗人一辈子忠于一个爱人一样稀罕。

史光辉说他这些年发表的诗不多，已经不主动投稿了，这些发表的诗作全是编辑约稿。

这符合诗人史光辉的性格，刘金丁掏出手机，把几首诗歌拍摄收藏，刘金丁想从诗歌中重新认识史光辉。

我这里没有什么能待客的，吃个山芋吧。史光辉打开壁炉的铁皮盖，变戏法似的摸出几个烤得焦香的山芋。史光辉专心致志地对付它，嘴唇皮上糊了一个黑圈，看上去使那个黑洞更加夸张。刘金丁想起以前的岁月，他第一次喝咖啡、喝香槟酒，是在史光辉家。当时文艺青年追捧咖啡、香槟酒，就如当年小镇诗人们热衷读北岛、舒婷，现在该读谁？刘金丁也摸不着诗人们的头脑。

史光辉说：“我开公司，赚钱不是首要的。我把每个工程都看作是一个艺术品，所以我接项目都很挑剔。人老了，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刘金丁说：“看来你过的是神仙日子。诗社的另外几位还有联系吗？”

史光辉说，伯爵做官，退休后常在牌桌上见面；杜一鹃二十年前就去了美国；夜行人去北京做“北漂”快十年了，再无消息，白天见不着，夜里还是见不着。

史光辉将一块山芋皮扔到茶幾的托盘里，那只手瘦如鸡爪，手背上青筋毕露，老话说，人老筋凸。刘金丁看一眼自己的手，肥嘟嘟的，手背上有一块新长出的黑斑，刘金丁总觉得那是块“老人斑”。或肥或瘦，老了是事实，是必然。

刘金丁读了史光辉发表的一首诗，题目叫《在废墟上唱歌》：“整整一年时间/倒塌的声音/堵塞了我的耳蜗/开斗墙里/泥土的瀑布/横梁上/木楔的吱扭/蟋蟀与灶虫的合体/谷仓的箜篌/被暴雨浇灭/篱下菊花败深秋/瓦砾中凸显着夭折的麦种/在破碎的陶罐里/我听到了祖宗曾经的击缶声。”

刘金丁以前总是读不懂史光辉的诗，当然，在某些场合他可以不懂装懂。但这首诗，他觉得他读懂了，史光辉的诗和他本人一起回归了现实。

二

一九七九年刘金丁考取了本省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大三那年，刘金丁在省作协的刊物《朝花》上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中文系的学生几乎人人是文学青年，他们憋着劲儿写诗、写小说，看谁能首先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他是最后一届学制缩短的高中毕业生，像他这年龄的同学全年级仅有五六个，被老师和大同学称为“小毛孩”。大家都认为刘金丁这小子运气好，那年代，一部小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有基层作者因为一个短篇小说获奖就成了专业作家。杂志上有小说作者的简介和通讯地址，刘金丁接二连三地收到读者来信，全是女读者，都说想做刘金丁的笔友。刘金丁志向远大，不屑一顾，他心中早有暗恋对象，是同班的一位女生。人家替他洗衣服洗被单，还送饭菜票，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刘金丁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发表了小说，刘金丁觉得有资格表白了，人家却笑红了脸，说，金丁，我一直把你当弟弟。很多年后，有一个姑娘也曾拒绝刘金丁，她说，我一直把你当哥哥。刘金丁觉得耳熟，耳熟之后就懂了。但读大三时的刘金丁不懂爱情语言，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他要努力写出有轰动效应的小说，让她刮目相看。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金丁写小说是为爱情而奋斗。可是在毕业之前，刘金丁再没能发表小说，毕业时他被分配回老家，而那位女生则分配到了省城。这帮毛孩子无一例外地进了中学当老师，为什么？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与掌握他们命运的辅导员处好关系。年轻是优势，也是需要锻炼的理由。刘金丁从固城车站下了车，从车顶上卸下了五六只纸箱，里面是他大学期间买的书籍。他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将纸箱码放在车厢里，他坐在纸箱上。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刘金丁高高在上，饱览沿途的家乡风光。他的命运就如这响声如雷的拖拉机，早上从原点出发，奔波一天后，晚上再回到原点。只不过他在外面逗留的不是一天，而是整整四年。刘金丁的父母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师，他们觉得，没有本事将儿子留在县城，至少也得把儿子弄回他们所在的中学，不仅离县城近，一家人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刘金丁安慰父母说，在哪里都是在固城县，放心，你们的儿子不可能在三湖镇待一辈子。

三湖中学距县城三十公里，地处偏僻，被称为固城县的西伯利亚，交通不便，骑自行车来回得三个钟头，常留不住教师。这一次县教育局侧重弱校，一下子分配来三个本科生，两个专科生，校长自然喜出望外。学校盖了三间平房，用三合板一隔为二，变成了六间新教师宿舍，谈不上隔音，东边放个屁，西边能听见，也能闻到，那三合板没到屋顶，好在全是男生。从城市一下子到乡下角落，刘金丁免不了情绪低落。最现实的问题是找不到老婆。乡下不是没女青年，俊俏的姑娘也有，但当时讲究找城镇户口的女子做老婆，儿女的户口随母亲走，找一个农村户口的，等于是前脚踏上田埂，后脚还陷在田泥中。三湖镇有七八位吃商品粮的“职业女性”，但大多铁了心要嫁到县城去，不可能下嫁教师。外语老师小赵，是主动要求来三湖的，他和女朋友是中学同学，女朋友在镇农行上班，下班后你来我往，卿卿我我，让另外四人好不眼馋。但小赵的幸福并不长久，县农行一个家伙看中了他女友，每天还没到下班时间，那小子骑一辆二八凤凰，就赶到镇农行等候。不久小赵的女友就变成了那小子的女友。这不是小赵一个人的耻辱，是三湖中学所有男教师的耻辱，这不是小赵一个人的战斗，是三湖所有男教师的战斗。有一次，那家伙准时到达镇农行，人刚进去，他们五人就将那辆二八凤凰扔进了湖水中。他们期待着那小子走回县城，准备在路上拦截，狠狠地揍他一顿。你一个县城上班的家伙，偏偏要到三湖镇来插一腿，岂不是在叫花子碗里扒冷饭，欺人太甚？！但等俩人勾肩搭背地出现，小赵老师却说，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放他们走吧。女友当然不是娘，即使拦得住娘也拦不住女友。煮熟的鸭子都飞了，五位男教师体会到形势的残酷。教育局有教师进城政策，就是有配偶在县城，夫妻分居。这政策对男教师而言就是个笑话，县城的姑娘谁肯下嫁乡下教师？要另谋出路，那四位的选择是考研。刘金丁没有加入，—直沉浸在他的文学梦中。

刘金丁有很多书要读。除了他买的文学书籍，他还想系统地读一遍哲学与历史，这在中学校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学里各科教师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向政教系和历史系毕业的老师购买了他们的大学教材，先读哲学史和通史，再读论著。刘金丁很投入，尤其是哲学，他几乎陷进去了，有阵子甚至想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但他很快清醒，不忘初心，他是为了写小说才读的哲学，不能随波逐流。刘金丁缺少危机感，原因之一是他父母是教师，他本来就是城镇户口，不上大学也能分配一份工作。另一个原因是他年龄小，结婚成家不是当务之急。乡村中学的条件差，时常停电，刘金丁有一盏煤油灯，灯座之上有一个玻璃罩，每天早晨他把罩子擦得锃亮，夜里又会缠上一圈圈烟尘。煤油灯也有好处，夜深了饥饿，可以在灯罩上放一只鸡蛋，一会儿就熟了，剥去壳后蛋白又白又嫩，恨不得一口吞下。刘金丁当然舍不得，得慢慢品尝，才有滋有味。刘金丁的痛苦不是担心找不到老婆，而是他写的小说一次又一次被退稿。

那是一个周六的上午，刘金丁正伏案读书，门外传来喧哗声，打开门，传达室大爷说，刘老师，有人找你。大爷身后是三男一女，还有三辆自行车。男人都穿着米色的风衣，女人烫着大波浪的卷发，刘金丁一个都不认得。领头的人说，你就是刘金丁？我是史光辉。他伸出手，刘金丁只得伸出手与他握了握。后面两个男人自我介绍，分别是伯爵与夜行人。这俩人的名字听上去不像真名。伯爵蓄着大鬓角，头发三七开分界，奇怪的是额角挂着一绺卷曲的长发，似乎烫发时故意就只烫这一绺，存心让它春风杨柳般飘逸着。叫夜行人的那位，没到冬季，头上却戴着一顶鸭舌帽，帽舌几乎遮住了眼睛，从露出的后脑勺看，他头发茂盛，并不需要掩盖。女子最后作自我介绍，说，刘老师好，我是杜一鹃。刘金丁将一行人引进屋里，屋里只有两张方凳，三个男人坐到他的床上。那床有点吃力，其中一人挪一下屁股，它就“吱呀”乱叫。史光辉说，我们四人是“日常主义”诗社成员。刘金丁不写诗，也不知道这个诗社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他—脸的茫然。伯爵说，是这么回事，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县文联，文联主席委托我们筹备文学协会。我们打听过了，刘老师曾经在《朝花》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年轻有为，想请你出山，担任县文学协会副理事长。刘金丁有点惊讶，这是意外的惊喜，天上掉下的馅饼。刘金丁一向看不上诗人——诗人看不上小说家，小说家看不上诗人，是文人相轻之一种。刘金丁的人生理想是做大作家，不是做小县城里沽名钓誉的作家，不过，这也不妨碍先从县文学协会副理事长做起。

刘金丁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史光辉说，我们不写小说，我们读小说。

刘金丁记得自己那篇小说后面留的是学校地址，但此刻也顾不上问那么细了。史光辉掏出一包白壳子烟，抽出一根点着了，深吸一口，又把烟盒塞回了风衣口袋，居然也没让一让同伴。刘金丁也抽烟，但他抽的烟是孬烟，前进牌，三毛钱一包。史光辉那烟是外烟，健牌，一包估计得七八块，刘金丁没舍得买过。抽烟似乎是作家的标配，海明威的大烟斗，鲁迅的烟卷，在照片中如影随形，刘金丁第一次不拒绝，后面就拒绝不了。刘金丁抽的都是几毛钱一包的烟，本来觉得拿不出手待贵客，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拿出来，每人发一根。杜一鹃摇手拒绝，史光辉弹了一下烟灰，说，我只抽外烟。

小小的宿舍烟雾腾腾，杜一鹃坐在方凳上，认真地听几个烟鬼侃文学，她脸色通红，时而咳嗽一两声，却没露丝毫嫌弃之色。那时的文学女青年，接受文学，就得接受二手烟。

刘金丁请诗人们在三湖镇的饭庄吃了顿午饭，花去了他半个月的工资。但以文学的名义，刘金丁觉得这样的付出值得，何况以后这几位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去县城时也可以常去他们那里蹭饭。在三湖中学门口，刘金丁送别四位诗人，一直到三辆自行车远去，消失在弯弯的土路上，刘金丁还在眺望。

史光辉在税务局供职，伯爵是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夜行人是新华书店的员工，杜一鹃则是固城文化馆的书法老师。史光辉说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爱好，他们才走到一起。下一个周六，刘金丁迫不及待地奔赴县城，按照史光辉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日常主义诗社的所在地。这是一幢三层小楼，耸立在县城的中心地带。刘金丁敲了敲大门，开门的是位中年女性，刘金丁说找日常主义诗社，那女人笑了，说，是这里。她一笑，刘金丁觉得面熟，想起来了，儿子像娘，这笑容是史光辉的母亲。那么，这里莫非就是史光辉家？果然没错，她把刘金丁引到三楼，里面坐得满满的，热闹得很。史光辉起身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就是刘金丁，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小说家，即将上任的固城县文学协会副理事长。刘金丁觉得他扣的这几顶帽子太大了，连忙惭愧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这个房间几乎有教室那么大，史光辉说，这里原来是过道加两个卧室，如果不是中间那面墙是承重墙，这个房间可以再大一倍。这小子应该在家里家外都是刺头，说拆墙就拆墙，这家长该有多大的胸襟。房间分成两大片区，一片区是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书架的前边是史光辉的书桌，书桌的右边是拼凑在一起的两张方桌，那两张方桌疑似是老式的八仙桌，可怜八条腿都被锯掉一截，是为了适合围绕方桌的十几张矮竹椅。那种竹椅在乡下集市中常见，把青竹用火燎烤过后拗扳制成，坐上去“吱呀”作响，颇有乐感。这应该是椭圆形会议桌的雏形。而另一片区，则呈U形，中间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盒子，类似跳马运动的起跳板，而围绕它的是条凳，准确地说是安装了腿的松木板，衔接起来像是闹社火时的龙灯板，双龙，并排环盘。此刻，夜行人正站在那个起跳板上，朗诵自己的诗歌。被刘金丁的意外闯入打断了情绪，他重新酝酿了一下，仰起头，继续自己的朗诵。刘金丁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夜行人脱掉了那件米色的风衣，头上依然压着那顶鸭舌帽，上身是一件白底蓝纹的海军短袖衫，下着一条深蓝色喇叭裤，看上去挺拔干净。他读的是一首歌颂母亲的诗，朗诵至动情处，他双目含泪，被自己的作品感动了。读完诗歌，他还以一个深情的造型站在那里，刘金丁以为是期待观众的掌声，首先拍响了巴掌，想不到这掌声不但没有共鸣，仅引来一片质疑的目光，他尴尬地歇了手。他这才发现，日常主义诗社的诗人远不止去三湖中学的那四人，这天到场的就有十几位。诗歌朗诵只是诗社活动的前半部分，这样的活动每个月组织一次，先朗诵自己的诗歌新作，然后集体讨论，为作者提修改意见。也就是说，优点不必赞美，缺点一定要揭露，所以刘金丁的掌声不合时宜。接下来发言的诗人一个比一个尖锐，有人说这首诗浅白，有人说这首诗滥情，夜行人站在那里，像一个挨批斗的罪犯。最后轮到刘金丁发言时，夜行人已就地坐下了，脑袋耷拉到裤裆里。刘金丁说，我是写小说的，不懂诗，但我被这首诗打动了。夜行人抬起头，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接下去朗诵诗作的几位，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很多年后，刘金丁出席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讨论会时，众口一致的溢美之辞，无原则地拔高和抬升，都会使劉金丁怀念起日常主义诗人批评大会的这一幕。

坐在诗人中的刘金丁是一个局外人，他悄悄地走到书架前，没有什么比满架的书能吸引他。这是刘金丁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书架，刘金丁数了一下，有十一层。他浏览了一遍，中间的书籍于他完全是陌生的世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乔伊斯，从普鲁斯特到聚斯金德，从《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让刘金丁心惊肉跳。大四时，外国文学老师说，西方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史光辉的书架就是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刘金丁见识过老师们的书架，里面有一套套精装本的大师作品集，那些大师的名字，老师们在课堂上都曾反复念叨，大多是进入文学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当时写小说的中文系学生都是走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子，很显然，以史光辉为首的日常主义诗社走的是另一条路子，难怪他刚才听不懂那几位诗人朗诵的诗歌。书架的下层排列的是订阅的杂志，《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三年以内的杂志如列兵站队，一本不缺。而上层，刘金丁的手够不着的地方，是一些中外诗人的诗集、经典小说。最高处居然是高中课本和高考复习丛书，站在那里算是被主人打入了冷宫，应该仅仅是被用来填空，好让这面书架气势宏大。

刘金丁心中猜测，史光辉其实就是个高中毕业生。

朗诵活动告一段落，人们都围坐到那两张断腿方桌周围，竹椅们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歌。有男生掏出了烟盒，散发一圈。刘金丁来之前，也买了一包青岛产的“大前门”，“大前门”烟当然是上海产的好，但一般人有钱也买不到。刘金丁接了诗人们的烟，发现也都差不多档次，作为新加入者，他也依次发了一圈。男生接了，想不到女生也都接了，包括杜一鹃。刘金丁意识到，这是诗人圈，男诗人与一般人不同，女诗人与一般女生也不同。杜一鹃抽烟的姿势优雅，嘴巴撮弄成一个小圈吐烟，让她添了另一种美丽。只有史光辉不接烟，他抽他的外烟，也不发给别人。他叼着白色的烟卷，从柜子里掏出两个玻璃瓶和一排玻璃杯，说，请大家喝咖啡。这很符合诗人聚会的氛围。

活动继续进行，下半场是讨论诗人大岛的诗作。刘金丁知道诗人大岛的大名，却没有认真读过他的诗歌。很多人的发言，都是先背诵大岛的某首诗歌，然后再发表自己的见解。显然，他们对大岛的诗作烂熟于心，而引经据典评价时，他们嘴巴中吐出的外国诗人名字，对刘金丁而言几乎全都陌生。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刘金丁听见有人提到了李金发和艾米莉·狄金森的名字，这俩人称得上是中外现代派诗歌的先驱，刘金丁在文学课堂听老师提到过，但是，后面的发言者立即以不屑的口气评述，说他们的诗歌理念早已落伍于时代，他们的突破仅仅是相对于普希金、拜伦们。批判者是伯爵，他穿着一件灯芯绒西装，手势刚劲有力。

刘金丁觉得在这里自己就是门外汉，他悄悄地撤离。门外的阶梯边，放着一些杂物，是木工工具，刘金丁上三楼时，曾经瞥了一眼。他拉开门，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冲他微笑，她的双手各拎着一个热水瓶，他把她让进门。那些木工工具是大锯小锯、推刨、斧子，还有一个墨斗，现在他明白了，史光辉还是一位木工爱好者，这让刘金丁想起了那个喜欢做木工的明朝皇帝朱由校。那送水的姑娘下楼时，冲刘金丁灿烂一笑，唇红齿白。她下楼的背影身姿笔直，两根辫子左右摇摆，刘金丁看走了神。这姑娘不像史家的保姆，她穿着时尚的连衣裙，丁字皮鞋，刘金丁想当然地认为，她是史光辉的妹妹。

刘金丁告辞前，还是向史光辉提出借一本书带走，下周末一定奉还。史光辉很慷慨，说，每个人可以借两本，先去登记。还弄得真像图书馆借书的手续一样。刘金丁借了一本上海译文版的《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在一个小税务官员的家中，竟收藏着这么多的现代派文学书籍，这让刘金丁难以想象。这些书从哪里来？刘金丁想起了夜行人，夜行人在新华书店上班，他负责书店进书，可以订购全国范围内所有出版社的新书，一定是的。

三

伯爵真名叫张国新，诗社这帮诗人，年龄大多比刘金丁要小，有的小两三岁，有的还是高中生，在年龄上伯爵可称为大哥。伯爵比刘金丁高一届，是七八届的大学生，上的是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在西北某省城，他父亲觉得自己鞭长莫及，及时将他调回了固城。伯爵要求去建设局，建设局下面有个设计所，也算是与他专业对口，可他父亲把他安排在政府办做秘书，主要是搞文字材料，这与他学的专业牛头不对马嘴。父亲谆谆教导他，做秘书就是从政，别小看这个职业，它是从政的捷径。伯爵不敢忤逆父亲，他是个学习认真的人，写材料于他不算难事。可写材料不过瘾，伯爵写诗，于是和史光辉他们走到了一起。小县城就这么大，诗人就这么多，何况他俩本来就是政府大院子弟，小时候就是玩伴。

伯爵比刘金丁早一年退休，他是从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下的，这之前，他做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镇长，镇书记，仕途的高点是常委宣传部部长。设立固城籍作家与画家工作室，就是他在宣传部部长任上的政绩。刘金丁打通他的电话，说想去拜访，他并不意外，说，你早该来我这里坐坐了。刘金丁揣摩他的意思，是不是自己马虎了，老家替自己建立工作室，刘金丁早就应该向宣传部部长表达谢意，工作室挂牌时，省市作协的领导都来替他站台，伯爵作为本地宣传部部长当然莅临。刘金丁忙着招呼远方来的贵宾，没顾得上和伯爵细聊，只是紧紧握了一下部长的手。他认为自己的谢意已在那—握中表达了，毕竟是认识三十年的老友，一切尽在不言中。看来是自己失礼了，刚才不应该说“拜访”，而应该说“汇报”。

伯爵住在城郊的一幢别墅里，是真正的别墅，前后院子都大。伯爵介绍说，从房子设计到园林规划，都是他亲力亲为。刘金丁记得伯爵大学读的是建筑系，与史光辉相比，他算得上正宗科班出身。伯爵头发也已稀疏，但依然梳理得一丝不苟，额角那绺卷发还在，只是细了许多。刘金丁后来才发现，伯爵的那绺头发不是烫的，是他用大拇指和食指辗转出来的。他读书和思考时，习惯用这两根手指折腾那绺头发，几十年如一日，至今没改变。刘金丁能理解，读书人读书时都有自己的小动作。伯爵上着深蓝色夹克衫，下着深蓝色西装长裤，是电视新闻中常见的官员装。他请刘金丁在前院的阳光房坐下，面对着一盆盆葱色的兰花。阳光房里没有别的花种，全是兰花，空气中充满了好闻的清香。伯爵说，老爷子喜欢兰花，都是他在侍弄。伯爵指着茶几上的那盆兰花，说，这是蕙兰，这一盆到花市上去买，得花五六万，老爷子很有成就感。刘金丁对花草是外行，但他也听说过，兰花炒得最厉害时，名品可以卖到几万几十万。伯爵的老爷子，曾经是固城县的公安局局长，小城的混混们听到他的名字就双腿发软，现在，那个威严的公安局局长变成了一个喜欢花花草草的老头，可谓沧海桑田。刘金丁坐下才发现茶几上摆着一本小说，是他的作品，中间夹着一截系着红丝带的书签。刘金丁弄不清伯爵是不是今天故意拿出来做道具，但转念一想，哪怕是一个退休官员，也不屑在作家面前做戏。伯爵说，早就想约你坐坐，讨论討论你的小说，我现在是你的粉丝。刘金丁说，这真让我受宠若惊，想不到你居然在读我的小说。伯爵说，你的小说很多是以固城为背景，读起来亲切。伯爵说的是实话，但刘金丁内心却沮丧，这是把他的小说当随笔读了，伯爵已经不是诗人，是一个喜欢在文字中回忆往昔的退休干部。刘金丁说，你现在还读诗吗？我一直记得你当年朗诵时的风采。这次我想组织一次诗歌朗诵活动，邀请你们这些当年的诗人参加。伯爵喝了一口茶，说，老了，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刘金丁说，诗歌属于青春，但也属于所有有诗情的人。刘金丁话说出口，就后悔了，他还保留着课堂上教育学生的口吻。伯爵并没有生气，说，现在还有多少人读诗？刘金丁说，固城就活跃着一批诗歌爱好者。固城中学有诗社，学生们写诗，也组织诗歌朗诵活动，老年大学的集体诗朗诵表演还上过省电视台。伯爵说，这些我都知道，是相关部门要求组织的活动。刘金丁差点忘了他曾是本地的宣传部部长。伯爵说，我说的是，现在还能找到像我们当年那样如上瘾般的诗歌痴迷者吗？我可听说大岛不写诗，写散文了，韩冬现在也以写小说为主。这俩人都曾是大诗人。刘金丁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再说，诗歌的稿酬实在难养活诗人，写散文小说可以勉强维持生计。刘金丁居然只能从世俗的角度替大神们解释，他自己也觉得荒唐。伯爵说，你放心，需要我的话我一定会去捧场。刘金丁说，那我先谢过张主席。张主席作为固城区是最高级别领导，能参加活动，是对我工作最好的支持。伯爵哈哈大笑，说，刘主席这是笑话我这小官员呀。刘金丁说，岂敢岂敢，我知道，县改区后你现在可是厅官。伯爵说，想不到你一个写小说的人，把官场江湖也捋得这么清楚。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如果不回固城，可能比现在有更大的格局。伯爵这番话是心里话，如果不放弃他的专业，他肯定能在专业上叱咤风云大有作为。人临退休，每个人都会反思自己的人生，刘金丁也一样。不过，刘金丁与伯爵的人生道路不同，他羡慕嫉妒恨的是同道的作家，起点相同，他们却能写出让他心服口服的作品，把他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是一个他俩在三十年前就讨论过的话题，当年在伯爵住的那套小公寓里，刘金丁挤在伯爵一米二宽的小床上，一人睡一头，睡前时常聊天。伯爵说，我早晨醒来，常常奇怪我为什么又见到固城的天空。伯爵在固城县如鱼得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又常常心存不甘。在日常主义诗社成员中，他是唯一在城市生活过的正规大学生，在遇见刘金丁后，他引刘金丁为知己。刘金丁说，怎么说呢，我们的运气差在读大学时年龄太小，机遇总是给大龄同学，他们有工作经历，有社会经验，所以计划分配时，他们不愿去的单位才轮到我们。伯爵说，是这样，我班上的班长总替辅导员家去买米、换煤气罐，被我嘲笑，人家也坚持不懈。有一天夜里，总觉得宿舍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循声查找，发现班长的床铺下是一网兜螃蟹。总不能让它们吵到天亮，我悄悄地将它们拎到了厕所间，扔到了粪道里。公共厕所都是拉线水箱，结果那兜螃蟹冲到洞口，堵住了，第二天班长找到后，好不容易才洗清螃蟹们身上的屎尿。有人亲眼见到，这兜螃蟹被班长送进了系主任办公室。我每次见到在主席台上发言的系主任，看着他那翕动的厚嘴唇，就想到那兜吃了屎尿的螃蟹。我忍不住跟同学说了，结果这话不仅传到了班长耳中，还传到了系主任耳中。我一直怀疑，把我分到大西北，就是因为那次我得罪了他们。

刘金丁听了，笑得差点从床上掉下去。刘金丁喜欢那个把螃蟹扔在粪道的伯爵，可爱。

作为共同的教训，俩人决定，以后生了孩子上学，一定推迟一年入学，让子女成为班上的大哥大，大姐大。这当然幼稚，别人都想提前入学，何况孩子上学这样的人生大事，哪里是爸爸一个人能作主的。不过，有一点俩人都实现了愿望，放飞孩子，听说伯爵的儿子在北京某大公司做工程师，而刘金丁的儿子，博士毕业后，留在大洋彼岸做了一名外科医生。

临别，伯爵送了一盆兰花给刘金丁，刘金丁说，这可是你家老爷子的宝贝，你别擅自作主。伯爵说，没事，他去散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