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1960年的河南调研之行
作者 王晓慧 尤丽娟
发表于 2023年2月
1960年10月26日,陈云在河南洛阳参观龙门石窟

1960年10月18日至27日,陈云到河南进行调研。通过调研,他不仅对河南农业、工业、水利建设等方面发生的困难比原先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而且以对河南问题的研究与实践解决为例,取得了解决难点问题的经验,再用以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从而促进了国家层面的农业、工业、水利建设等问题的解决。

在郑州考察研究农业和粮食增产问题

1960年9月12日,為寻找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考察灾情,陈云离开北戴河,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关于选择去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调研的原因,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我的目的是想到冀、鲁、豫、苏北、皖北这五个地区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地区的灾情,如何度灾,估计一下今后两三年的可能情况,估计一下这些区域中在什么条件下农业生产可以根本好转。同时顺便考察一下钢铁企业中矿山与焦煤系统如何由手工转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10月18日,陈云抵达郑州,开始在河南进行考察。当日下午和19日,他分别听取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关于河南情况和问题的汇报。20日,他又听取了河南省副省长赵文甫关于人拉犁、粮食调运等问题及河南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他与河南省负责人就粮食短缺的困难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河南农业和粮食问题的初步意见。他指出:“农村今后两三年还会相当困难”,“过去几年,全国粮食征购数常在860亿斤左右,而今年北戴河会议确定征购1100亿斤,原因是城市人口增加,办公共食堂,办水利,留种子,出口等用粮增加,多用了600多亿斤”。城市人口增加的原因,“一是1958年农业丰收,大家认为粮食问题不大了,城市可以大批增人了;二是对城市工业发展究竟应增加多少劳动力没有经验,只注意工资、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却忽略了粮食销售增加带来的问题”。而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再加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这个区域在中国具有典型性,它们有一些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历史上农民造反在这些地区,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也需要先夺取这些地区;第二,该区域内灾荒多、粮食产量低,人口多,耕地面积比湖北、广东要多一些,农作物生长周期比新疆、黑龙江要长一些;第三,水源条件相对较好,有很多人工开凿的水井。陈云强调:“只要这个地区农业生产大翻身,我国农业就可大为改观。”

提出解决办法,最主要的还是先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而陈云对调研一向十分重视。陈云针对河南的实际情况,列出了10个需要进一步调研的具体问题:(1)人拉犁的情况有没有?有多少?在哪里?(2)需要有多少粮食留在农村才是适当的,才能保持必需的生活水平?历年调入城市的粮食是多少?有什么变化?(3)上一个年度水利工程是不是上得多了?多了多少?(4)城市人口增加了多少?都是增加到哪些方面去了?(5)群众生活情况,把解放前后、合作化前后、公社化前后比较一下。河南群众吃什么饭?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6)“一平二调”的情况有没有?有多少?(7)城市50万人下农村,能否持久?下去的都是哪些人?(8)工业能支援农业的有哪些方面?农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支援?(9)经济作物(棉花、烟叶等)总的趋势如何?吃粮标准降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是不是会下降?(10)分专区统计历年粮食调出调入情况和原因。这些问题涉及农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陈云调研之细、之专、之精。

10月19日,陈云参考已经考察过的河北、山东两省的情况,再结合河南的实际,经过讨论和反复思考,提出了两三年内解决农业困难,促使农业增产的四条办法,并明确了他的“工业支援农业”的思想:第一,贯彻好中央制定的有关农村三级所有制的政策;第二,农业劳动力要固定下来,长期不变,能够从城镇回来的人要回来;第三,工业要支援农业,凡是对增产5000万斤至1亿斤粮食有用的措施都要采取;第四,大种瓜菜,今后几年要坚持粮菜混吃、“瓜菜代”的办法。无论灾区还是丰产区,灾年还是丰收年,都要这样做。他指出,中国粮食增产的道路应该是这样一个公式:化肥—粮食—饲养—积粪(有机肥料)—粮食。可见,陈云经过实地调研,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和各省如河南的历史、地理条件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符合当时国情的解决粮食问题、促进粮食增产的办法。

除沿着问题—调研—提出对策的思路得出解决农业问题的办法之外,10月21日,陈云在同河南省负责人谈话的过程中,进一步从政策执行角度,对如何落实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现在没有退路,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咬紧牙关苦两三年,二是用各种措施增产粮食”,“调动五亿农民的积极性是粮食过关的根本,政策是第一位的,其他如工业支援农业、多吃薯类和瓜菜等等都是措施”。为更好地落实政策,他指出,“关键在于上级领导机关”,“产量要落实,不首先从省委落实,下边是落不实的,他不敢落”,“可否考虑定一个章程,明确公社、大队、小队、个人的权限,保证多少年不变”。

本文刊登于《党史博览》202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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