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关于中外文化史的记载

薛福成日记中关于中外文化史的记载非常多。西洋油画与中国山水画迥然不同，由于文化差异和鉴赏力所限，晚清外交官来到西洋见到油画，却不能很好地欣赏，薛氏是个例外，他的《观巴黎油画记》是篇名文，不过三四百字，熔记叙、描写、议论于一炉，写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层次分明，历历在目，堪称一篇出色的画记：

又赴油画院观普法交战画图。其法为一大圜室，以巨幅悬之四壁，由屋顶放进光明。人在室中，极目四望，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放枪者、点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各处有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情景靡不逼真，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之中者，迨以手扪之，始知其为壁也，画也，皆幻也。夫以西洋油画之奇妙，则幻者可视为真；然普法之战逾二十年，已为陈迹，则真者亦无殊于幻矣。

中学语文教材曾选录此文，是选自薛福成《庸庵全集》，与出使日记略有不同，《庸庵全集》结尾是一段议论：“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夫普法之战，迄今虽为陈迹，而其事信而有征。然则此画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于真邪？真者而托于幻邪？二者盖皆有之。”由此可见，薛福成写文章力求精益求精，反复修改。而增加的这段议论，不仅使全文得到升华，对鸦片战争以来一败再败的中国更有警世意义。

他还参观了法国众多的博物馆。在参观东方博物院时，发现了圆明园玉印两方，一曰“保合太和”（原注：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原注：白玉方印，稍小）。这两方玉印不知道是否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掠夺的，至今未归还中国。在参观瓷器博物馆时，指出“萨克索瓷器在泰西最早而精，尤佳者与中国瓷埒”，“油色既佳，绘画尤妙”。在参观法国天文台时，说“泰西之天文台，始创于亚洲之巴庇伦（即巴比伦）、阿洲 （即非洲）之埃及国，又亚勒散得（即亚历山大）造天文台，则在周赧王时”。

关于耶稣译名之由来，写得妙趣横生，发前人所未发。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初二日记，说早期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学贯中西，将其圣人译为“耶稣”，是一个绝妙的翻译案例，和中国人的敬称相匹配：

中国俗语呼父曰爷，其敬而爱之者亦曰爷，如金人之呼宗爷爷、岳爷爷，今巴蜀汉沔间呼诸葛武侯亦曰爷。耶者，爷也，盖兼敬爱两义焉；稣者，苏也，以其既死数日之后而复苏也。

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使中国的术语、中国的故事在世界上传得开、传得广，并深入人心？如何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实践，似乎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

关于西方人称中国为“秦” “大秦”的由来，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十九日记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欧洲各国，英谓中国人曰“采宜斯”（Chinese），法谓中国人曰“细纳爱”……问其所取何义，则皆“秦”字之译音也……余谓秦始皇之时，国势虽极强盛，其兵威并未达于欧洲，何以欧人称中国为秦，如西北塞外之呼中国为汉、东南洋各国之呼中国为唐也？揆厥由来，始皇近逐匈奴，馀威震于殊俗。匈奴逐水草而居，其流徙极远者，往往至欧洲北境；今俄、奥、日耳曼、土耳其诸国，未必无匈奴遗种。匈奴畏秦而永指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竞沿其称而称之也。

欧洲称中国为“秦”，有意思的是，《后汉书》也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其实罗马帝国并无“大秦”之号，与秦朝更无任何关系。其所以如此，薛福成的解释是：“或者欧洲之人以为罗马之大，足与亚洲之秦相匹，而竞标大秦之称；东方之人偶至其国，误谓其国号如此，而史家亦误仍之耳。”

至于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是出自佛经（民国时日人称呼“支那”则含有蔑视中国之意）。俄罗斯人称中国为“迄代斯克” “迄代”，即契丹的转音。因为俄罗斯兴起较晚，正值契丹強盛之际，彼但知东方最强之国为契丹，故以之称呼中国也。

此外，土耳其为“突厥”之转音，有众多出土文物提供了佐证，俄属西伯利亚为“鲜卑”之转音，今尚有鲜卑故城，凡此都可看出土耳其、西伯利亚与中国古代部族之密切关系，亦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