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祖籍江苏，1930年生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泗水，童年时代成长于英属马来亚的怡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肄业年余，又返回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读书，复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执教于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的澳洲国立大学和香港大学，晚年任职于新加坡的研究机构。从这份简单的经历来看，王赓武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学人，一生不断地在各国甚至各大洲之间辗转迁徙，哪里更有利于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哪里更适合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去哪里工作。这也正是这部回忆录上、下两册命名的由来：上册发出“家园何处是”的疑问，下册给出“心安即是家”的回答。

年轻的王赓武对工作方向的打算，正是基于对自己未来学术生涯的判断。因为远离祖国，成年后才入籍马来亚，中国式的“学而优则仕”这条路是很难走通了。这种时候在大学里读到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我拒绝效力”（I will not serve）这句话，影响甚深。“几年后，我意识到这句话始终萦绕我心，可能使我就此放弃了公职生涯……在我内心深处，这句话指引着我离开政治，去寻求更大的自由。”这个更大的自由，在王赓武看来，就是学术：“我坚信，在一个尊重学术和真理的现代大学工作，是可据以获得归属感和影响力的坚实平台。”

大的方向确定后，接下来就是专业选择的问题了。王赓武最初选的是外文系，但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只读了一年多就被迫中断。在马来亚大学继续学业的几年里，因为学制要求选三个专业，王赓武选了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并最终择定历史学作为自己的毕业专业。此时，他虽未完全放弃文学，却对文学的功用产生了怀疑，也对自己从事更为专深的文学背后的宗教与哲学研究信心不足，在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则“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兴趣远大于分析经济现象或经济政策。我认识的人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背景，这使我确信，研究历史可以不受限制地探讨人类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情况”。

即便决定了要从事历史研究，王赓武的学术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青少年阶段的大部分时间身处异域，受教育环境动荡驳杂，王赓武的中国古典文史修养并不深厚，对此，他自己也有清醒的认知，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取得诸多开创性的成绩。由于思想上少了许多成规的拘忌，没有“一定要做这样的题目”和“一定不能做那样的题目”的限制，加之多年在世界各地辗转流动，养成了他世界人的视野与眼光，他的研究课题往往较容易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与赞同。比如攻读硕士学位时，王赓武的题目是“中国与其南方邻国的海上贸易”，他选择的材料很有趣：他在法显的《佛国记》和别的僧侣求法取经的故事中发现，这些人往返印度与中国时，经常中途停留在苏门答腊，在那里的佛教中心学会梵文和巴利文，然后去印度的那烂陀和其他圣地学习佛经。这类航程虽然与贸易无直接关系，却证实了商业航行对于联系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重要性，这一想法也得到了论文指导老师的称许。

在接下来的博士阶段，王赓武把目光转向了十世纪的中国。那是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时期，整个中国的分裂情况与二十世纪前期非常相似，他试图弄清为何在中国南北方的冲突中，几乎总是北方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