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后来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为“钻故纸堆”。其实，这“故纸堆”鲁迅也很是钻过一阵的。从1912年履职教育部，到1918年“出山”为《新青年》写稿，这六年是鲁迅一生当中寂寞的时光。那时鲁迅在北京还没有房子，寄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白天在教育部上班，晚上则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抄古碑、整理古籍。鲁迅校订《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编《会稽郡故书杂集》，写《古小说钩沉》，写《中国小说史略》，均开始或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些工作非“整理国故”而何？非“钻故纸堆”而何？

且据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的回忆和曹聚仁《鲁迅评传》中的记述，鲁迅此番“钻故纸堆”在袁世凯紧锣密鼓搞复辟的那两三年，也就是差不多从1913年到1915年，还意外多出一重“功能”，那就是“避祸”。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执掌的特务组织“军政执法处”比之后来戴笠的“军统”亦不遑多让，很多年轻人说“失踪”就“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