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进逼江东。当时盘据江东的孙权面临着战与和的选择。孙权臣下的主和派与主战派分别从不同角度去预测战争的胜负。主和派利用线性思维的方式，依据双方人数的众寡，得出了“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的结论。而主战派则从复杂性思维的角度出发，准确分析出曹军实力强大背后的隐忧，并得出了“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的结论。不同的判断最终导致不同的结局，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战争？

指挥决策中的线性思维

线性思维，也可以表述为简单思维。就是利用简单的、确定的原理来分析和说明复杂的世界，用公式来表达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存在的联系。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在许多战争实践的指挥决策中有着广泛地运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根据人数多少来衡量战斗的胜负。在冷兵器以及热兵器时代早期的战争中，参战力量主要是步兵、骑兵、战车兵，以及水兵等，不同兵种之间，以及兵种内部不同单位之间，相互依赖性不强，不能构成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主要通过排兵布阵的方式将己方的作战能量释放出来，以力取胜的特征比较明显。此时，人数的多少是衡量战斗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新式武器的不断发展，虽然战术不断创新，但战前进行作战力量的对比计算这一传统则一直保存至今。比如进攻方与防御方的兵力对比要大于3︰1，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存在着武器装备代差的双方若继续依靠人员数量的3︰1来衡量战斗的胜负，则会得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注重武器装备质量、士气等其他因素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在战前分析力量对比时，也不再仅仅考虑数量的多少，而开始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俄军在筹划组织战斗的过程中，就有一套力量对比计算的方法。主要从摩步排、坦克、火炮及迫击炮、反坦克武器四个方面的数量和质量对比进行计算。比如对坦克的计算，假设进攻方有10辆坦克，防御方有6辆坦克。若进攻方每辆坦克的战斗力值为1.5，防御方每辆坦克的战斗力值为0.8，则力量对比是10×1.5︰6×0.8，而不是5︰3。此时力量对比是15︰4.8，大于3︰1，取胜的概率较大。这种计算方式较传统的方法，又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还是停留在线性思维的模式中。

简单复制过去的经验与准则用于新的战争。公元前205年，韩信率3万汉军，越过太行山，准备对赵国发起攻击。赵军主帅陈馀准备在井陉口抗击韩信的进攻。在战前筹划中，李左车认为，韩信兵锋正盛，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其锋芒，攻其弱点。利用井陉口通道狭窄的特点，选3万奇兵，从小路去拦截韩信的辎重部队，而正面部队则高筑营垒，不与其交战。待汉军作战能力大大降低之后，再与其交战。而赵军主帅陈馀则坚持认为，“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能，千里袭我，亦以罢矣。今如此避弗击，后有大者，何以距之？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陈馀没有采取李左车的建议，打算用堂堂之阵的方式，在井陉口与汉军决战。而汉军则没有按照赵军设想的方式进行决战，最后大败赵军，取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

过去的经验与原则对现在的战斗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运用之前要考虑整个战场形势是否相似，特别是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是否和己方预测的一样。陈馀坚持《孙子兵法》中的“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的原则，使得韩信认为有机可乘，“乃敢引兵遂下”。可以说，准确预测敌方行动，才是借鉴以往作战经验的重要基础。否则易于陷入“纸上谈兵”的风险。

忽略不确定性对行动的影响。不确定性是战争复杂体系的固有特征，而在线性思维中，则往往容易忽略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领100多万军队，水路并进，浩浩荡荡杀向东晋。经过一系列前期交战，秦晋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东晋将领谢玄对前秦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虽然前秦军队中有将领认为这样不妥，不应退却半步。但苻坚认为，如果不退，东晋军队可能不会渡河，只能隔河对峙。若稍做后撤，待东晋军队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再利用骑兵发起攻击，则一定能够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