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数百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直到十九世纪，西欧才形成了十余个领土规模稳定、主权权威明确、在疆土内合法垄断暴力的现代国家。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战争所需的庞大花销迫使统治者汲取包括财政和人力在内的资源。为了巩固统治、扩张潜在资源网络，国家又不断发动战争。在这一循环中，国家既需要保證资源积累，又需要增加资源汲取的能力。于是重叠的管辖权被逐步取消，家产主义统治方式被替代，理性化官僚机构得以建立，暴力被垄断，现代国家逐步形成。其中，国际无政府秩序下的战争压力扮演了关键角色。

希达·斯考切波、查尔斯·蒂利和迈尔克·曼等为代表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者提出了一个以功能主义视角理解的国家形成路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成为国家形成理论的新结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战争国家论者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双方的分歧主要在引发战争的理由上：战争国家论者将其归结为国际无政府秩序及其带来的安全困境，新马克思主义论者则溯源于国内生产关系的变更使得封建领主需要扩充领地而牟利。但与此同时，蒂利和曼都强调了经济资源（资本）的重要性，曼则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四大社会权力及其组合对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

两个问题被遗留下来：首先，战争制造了生产和汲取资源的需求，但这一路径是功能主义的。现代国家是否是可以满足这一功能的唯一组织？使得统治者能够打造出拥有战争功能的国家的结构变量又在何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战争需求，部分国家建构成功了，而部分国家建构未能成功？其次，频繁的战争压力在近代仅存在于欧洲。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国家形成的过程有何差异？广泛存在的“失败国家”“弱国家”该如何解释？

对于第一个问题，“第三波”历史社会学者以及从制度视角理解国家形成的制度学派给出了回答。他们将更多结构性因素“找回”到国家形成的因果链条中，为国家形成中的微观和中观机制做出阐释。戈德斯通认为人口学压力是国家形成和崩溃的关键，埃特曼将国家继承的中世纪历史遗产、等级议会的组织形式和关键历史节点时序作为国家形成的中介变量，戈尔斯基重视改革宗在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而亚当斯则强调家产主义家族延续的动机将雏形国家导向不同路径。这些引入新的结构性因素、中介变量和微观/ 中观机制的假说完善了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因果机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围绕第二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争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未遵循战争国家论的路径：亚非拉的多数国家并不是战争的产物，而是现代国际关系—殖民帝国解体或者从相对传统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强行纳入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许多这样的后发国家从国家形成和建构的角度被视为“失败国家”。遵循战争国家论的路径，后发国家建构失败的原因在于其缺乏频繁的战争作为国家建构的动机。譬如森塔诺认为十九世纪后的拉丁美洲虽然存在频繁的暴力，但这些都是“错误”的战争形式，未能为国家建构带来帮助。赫布斯特则强调欧洲式战争的缺乏为现代非洲国家能力的发展造成阻碍。

然而关键在于，还有部分后发国家有相对更加成功的发展路径，由此产生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在普遍缺乏战争的情形下，后殖民国家往往成功完成了国家的领土稳定，甚至在这一稳定的疆域范围内实现了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是如何实现的？在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如何形成、如何巩固，又遵循了何等不同的机制？塞巴斯蒂安·马祖卡的新书《后发国家的形成：拉丁美洲的政治地理与国家能力失败》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性的回答。

马祖卡开宗明义地区分了现代国家产生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和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以强调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后发国家的差异。以往学者常常将二者等而论之。国家形成意味着国家疆域的稳定，以及在疆域内对暴力的垄断。国家建构则意味着国家能力—中央行政机构获取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的提升。在欧洲现代国家的产生中，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同步发生：战争迫使领主增加汲取资源的能力，这既包括了在其领土范围内清除一切竞争性暴力力量，也意味着一个更强大、更理性化的行政机构的产生。在非欧洲的案例中，却不能预设这两个过程同步发生，更不能假定一旦国家形成，国家能力会随之提升。马祖卡称之为“没有国家建构的国家形成”模式，凸显拉丁美洲后发国家与欧洲国家的最大差异。

在欧洲先发国家形成的案例中，存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秩序，和一个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前者意味着普遍的不安全，后者意味着扩张领土与资源汲取直接相关。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存在扩张的动机，持续不断的战争推动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在拉美后发国家形成的案例中，却存在一个等级制的国际秩序和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前者意味着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和平的“最终保证者”支配了国际体系，构成所谓“不列颠治世”。后者意味着资源流不再仅取决于领土大小：繁荣的贸易、良好的商业环境足以带来可观的资源流。从而打破了既有国家理论的一个关键预设：统治者总是希望扩张其领土。

因此，相比欧洲的战争主导国家形成模式，马祖卡提出了拉美后发国家的“贸易主导的国家形成模式”。国家形成的动机不再是避免被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竞争消灭，而是创造相对安定的环境，提供产权保护和政治稳定，以利用越发繁荣的国际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