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当我们日益感受到国家超出以往的力量和变动，想要认识它时，却有些沮丧地发现，社会科学能够提供的理论视角并不多。出于各种原因，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悬置了对正式国家制度和理念的讨论。而十九世纪后期诞生的社会学，则把重心放在“社会”，而不是国家或政治体制上。它关心的问题是重组社会，结束革命；是研究社会进步的规律，据此来解释政治制度的演化，并为政治决策提供参照。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有关风俗的研究，有关工业社会的组织和演化法则的研究，而鲜有关于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研究。由孔德和涂尔干等人所培育的这种“社会学主义”的基因，再现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布迪厄的符号暴力理论。针对后者，阿隆的批评可谓醍醐灌顶：“如果有人认为莫斯科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巴黎的‘象征性暴力’仅仅在程度上有所区别，那么他就会让社会学主义弄瞎了眼睛而看不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关键所在。”

部分出于对结构功能主义和受其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在理解亚、非和东欧等地新兴国家上所存在的局限，部分得益于韦伯、辛茨和罗斯托等德国学者的著述的译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学者开始尝试把“国家”带回到社会科学的中心。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他们的国家研究上打下了独特的印记，使其有别于他们从中汲取营养的欧陆视角。韦伯和辛茨侧重于从不同的身份团体或阶级的利益冲突入手，解释现代国家各项制度的起源、它们在漫长历史中逐渐演变的过程。国家只是一个手段，这是韦伯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从特定的时间点来看，某一身份团体或阶级能够凭借自身的军事或经济实力而掌握国家的领导权，把国家作为实现他们所认可的价值的手段，并在国家制度上打下他们的烙印。因此，不了解采邑封建制和等级制国家下贵族與君主的权力格局，不了解贵族自身的身份荣誉和利益诉求，就无法理解议会制的历史及其精英政治特征；不了解现代早期英、法、德等国君主所面对的压力、他们的利益诉求，就无法理解在他们手中逐渐打造成形的现代官僚制；不了解现代市民阶层的底层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处境，也就无法理解政党结构的变化和领袖民主制的兴起。从“支配”入手分析国家，使韦伯得以把各个身份团体或阶级，以及他们各自在经济或理念上的利益，引入到国家研究中。这一横跨国家—社会两个层面的做法，构成了韦伯—辛茨视角的生命力所在。但在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和西达·斯考切波等人那里，一再被重申的一个观点却是，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有自主行动的能力。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侧重于考察国家如何凭借军事动员和资本汲取等技术手段，去获得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主性权力，这被看作衡量国家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著名的“财政—军事模型”中，各个身份团体或阶级在国家构建中的影响要么被过滤掉，要么就是被打包放在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的简化模式下加以处理。虽然这些研究通常被放在历史社会学之下，但是历史的复杂性在这些模型和变量中却被裁减掉了。

在笔者看来，《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点出了上述流行的“国家成功学”所存在的局限。在作者戈尔斯基看来，无论是蒂利和唐宁（BrianD ownning）所代表的“财政—军事模型”，还是佩里·安德森和沃勒斯坦所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模型，都忽略了宗教改革在现代早期（一五00至一七五0）国家构建中的影响。这一影响被具体锁定在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规训”上。加尔文主义在个人与教会中所推行的规训，不仅延伸到了教养院、济贫院和孤儿院等社会机构中，而且也延伸到了军队、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和议会等国家制度中。借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加尔文主义在社会层面所推行的伦理理性化构成了国家行政理性化的基石。这提醒我们，一旦忽略各个身份团体在国家构建中的影响，也就必然会忽略他们所持有的理念上和物质上的利益在形塑国家体制中的作用。循着物质利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洞见纳入到国家研究中；而循着理念利益，则可以将政治哲学和思想史中的某些研究，包括宗教问题，纳入到国家研究中。而这些不同的维度在当前那种“国家成功学”中只能被过滤掉，这透露出当前社会科学的贫困：只能为某一政策或技术的成功考虑，而无法将价值或理念上的考量纳入到视野之中。

二

不过，坦率地说，笔者不认为作者通过他所选择的低地国家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材料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理论洞察。不清楚作者为什么没有选择瑞士、英国，甚至还有法国这几个在谈及加尔文主义时无法绕开的个案。这不仅降低了其论证的说服力，而且也有损于他对加尔文主义在现代早期国家构建中的影响所做的整体判断。

作者在第二、三章的论证策略是，首先通过批评财政—军事模型、马克思主义模型和其他模型在解释上的局限，然后引入宗教规训的解释。前者的局限虽然说明了引入后者的必要性，但如果不能正面论证宗教规训在国家构建中的具体影响，那么这一努力就是不充分的。

在第二章中，作者充其量只是论证了低地国家加尔文主义的宗教规训在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济贫院中的影响—一种有别于强制身体的国家权力、深入个体灵魂的牧领权（pastorship）。除了借用福柯《政治与理性》和《规训与惩罚》中的若干概念所做的这种理论表述之外，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的经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