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一一一二年，是北宋政和二年。这一年正月十六，也就是“上元之次夕”，宋徽宗登上宣德门，观看灯火璀璨、人山人海的节日景象。突然间，天空有祥云出现，有一群白鹤飞来，在天空中翱翔，甚至有两只降落在端门的鸱尾上。来来往往的百姓莫不翘首仰望。宋徽宗难掩内心的兴奋，回宫便命人拿来上好的细绢和笔墨颜料，亲自把这一奇丽的景观用半写生的方式画了出来。从此，这卷《瑞鹤图》就成了帝国祥瑞的象征，也标志着宋徽宗的威望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瑞鹤图》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宋徽宗赵佶试图凭借他非凡的艺术功力，为他的时代渲染出玉宇澄清、华贵圣洁的气氛。吊诡的是，他实现国泰民安的方式不是通过政治手段，而是仰赖艺术才华。他是一个很善于“包装”自己和王朝的人，他通过《雪江归棹图》卷来宣示天下归于一统（“棹”音同“赵”），通过《听琴图》来塑造自己道德高尚、品行纯洁的风雅文人形象，通过《文会图》来标榜朝廷人才云集的成就，又通过《瑞鹤图》《祥龙石图》来描绘祥瑞和顺的政治图景。山水、人物、花鸟，诸种绘画形式，都被他得心应手地赋予了鲜明的政治隐喻功能，共同构建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也构建出理想化的王朝形象。宋徽宗不只是一位绘画大师，更是一位隐喻大师，在他手里，绘画的纪实功能与隐喻功能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鹤的形象是多面的，但都是正面的。比如，鹤因其恪守“一夫一妻制”，被用来作为爱情忠贞的象征；对于古代士大夫来说，鹤是品行高洁的象征，所以曹植写《白鹤赋》，鲍照写《舞鹤赋》，杜牧写《别鹤》，白居易写《池鹤二首》，元稹写《和乐天感鹤》，刘禹锡写《鹤叹》，韦庄写《失鹤》，张九龄写《羡鹤》，苏轼写《放鹤亭记》，黄庭坚写《倦鹤图赞》，刘伯温写《云鹤篇赠詹冈》，解缙写《题松竹白鹤图》……在道教文化系统中，鹤被认为是“孕天地之粹，得金火之精”的神鸟；在民俗的世界里，鹤被用来隐喻长寿，经常与松并称“松鹤延年”。

在千萬种祥瑞中，或许没有一种祥瑞比鹤更符合宋徽宗的自我定位了。他是《听琴图》里焚香抚琴的君子，就像“梅妻鹤子”的林逋，只不过宋徽宗不是隐在西湖，而是隐在浩大、奢华的“艮岳”里（《听琴图》中虽然没有鹤，但是有松，有祥龙石—一种宛如祥龙的石头），表达出与鹤相近的寓意；他是崇道之士，在宫廷里豢养了许多“神通广大”的道士，为他作法祛邪，成立了道教的最高学府—道箓院，授意道箓院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把道教经典列为科举考试内容，甚至“改佛刹为宫观，改释迦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最重要的，他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他“仁德之君”的形象必须有鹤这样的“吉祥物”来陪衬，来加持，否则就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号召力。于是，在政和二年“上元之次夕”，没有人比宋徽宗更沉醉于“仙禽来仪”的盛大景象。他高兴，他满足，他自信（准确说是“自嗨”）。在他心里，他生活的世界就是人间仙境，眼前这般盛世图景，还会持续一万年。

三

问题来了：在那个有着宝石蓝天空的夜晚，当皇帝虎步龙行地登上宣德门，为什么会有祥云升起，为什么会有群鹤飞来，盘旋在宫殿的上空，流连不去？此番景象，不只是宋徽宗一人所见，全体汴京人民都可以做证。显然，这样的场景不是他虚构出来的。从祥瑞的角度解释，肯定是行不通的，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

每次面对《瑞鹤图》，我最疑惑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