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身为历史学家，是否有职责对其做出专业的学术回应？如何展开这样的回应？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里勒蒂（Antoine Lilti）出版于二0一四年的《公众形象：名人的诞生（一七五0至一八五0）》一书，便通过对当下“名人效应”“追星文化”“粉丝经济”等现象的历史溯源与分析，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里勒蒂详细回溯了关于名人诞生的谱系学。他首先引出了现代名人现象的第一位人物—伏尔泰。当年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众热情，人们甚至在剧院里即兴为他举行了加冕月桂花环的仪式。伏尔泰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当时的《文人共和国秘史》中，描绘他起床场景的版画到处在售卖。一方面伏尔泰在生前已经享有原本应该在去世之后才拥有的崇拜与荣誉，这是名人效应的显著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对于他的狂热中隐含着某种让人不安的元素。他们对伏尔泰的私人生活充满了好奇，以至于伏尔泰本人对此愤怒异常，觉得自己仿佛一个“应该在展示架上的怪物”。他所获得的关注与当时的一名喜剧演员获得的成功如出一辙。名人伏尔泰所遭遇到的一切，正是此后其他所有名人将要面对的矛盾境遇，伏尔泰的故事就像是一个正在徐徐拉开帷幕的名人世代的序曲。

随后，里勒蒂把目光投射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十八世纪巴黎和伦敦的戏剧界所发生的特殊现象。出色的演员在这个时期开始成为历史上第一批明星，他们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收入，受到热烈追捧。他们的声望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私生活成为公众好奇心的猎物。不论是英国的妮尔·格温、凯蒂·克莱夫、西顿斯，还是来自意大利的法里内利和杜坦奇，抑或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塔玛，他们无不都是因为出色的演艺水平而广受欢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名声带来的副作用，从在大街上被人认出到被公众与媒体无休止地讨论私生活乃至丑闻的方方面面。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热烈地给这些演艺界名人写信，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者表露出与后者见面的渴望。譬如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时期的著名演员塔玛收到的大量信件至今保留在法兰西剧院的档案室里。而写信或者是造访恰好是公众与名人之间建立平等的情感联系的途径。这就触及了名人现象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十八世纪人们对于个体情感需求的渴望，“名人能帮助他们自我定义和定位”。名人现象的出现还有其他多种要素。其中，以十八世纪报刊业崛起为标志的“第一次媒体革命”扮演了重要的推动力。期刊报纸的出现引发了“大众传媒将文本和图像传播给其数不可估量的公众，成为社会交往的普遍方式”。名人的个人形象可通过肖像画、版画、小雕像等方式大为流行。报刊媒体也热衷于报道名人的私生活以满足公众窥探的好奇心，“名人的生活，他们的脸孔和事迹成了公众消费的一种商品”。这一时期的新式传记相比以往传记的赞美伟大人物，更加注重人物“私生活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作者往往声称非常了解主人公，或者掌握着他人所不知的秘密素材。传记的主人公也不再是王公贵族，作家、演员甚至出名的罪犯，都可能成为一部畅销传记的主人公。名人或真或假的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而且后者的追捧更引发了十八世纪的名人商业文化，无数的期刊、肖像画家、雕塑家、剧院老板、传记作者都从中获利。

当然，十八世纪名人现象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最重要的一点是，“名气不再是同行评判的结果，比如文学圈子内部；也不再是作家和大贵族之间选择性关系的结果，比如宫廷资助。大多数情况下，它取决于‘突如其来的公众’或过分追求新奇的爱好”。此时，评价的主体由“广泛的匿名公众群体”来担任了，“公众不再仅仅是阴谋诡计的被动接收器，也是名声制造过程中新的集体行动者”。这个集体此前从未存在过，他们因喜爱同一个公众人物而分享着相同的情感，他们因为相同的好奇心而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参与进了同一场“造星运动”，并且在“共享共同的新闻时感受自己作为公众一分子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公众的“评价标准却变化不定、模糊不清，缺乏保障”，这就带来了名声的双重性。它一方面使出名的人享受到被新的评价主体关注的各种益处，比如可以摆脱以往文人或演员需要在保护人的庇护之下生活与开展职业生涯的尴尬处境；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关注也潜藏着某种危险性，因为公众的兴趣往往不局限在作品本身，他们常常越过作品，转而对作者本人充满了好奇，“公众不但混淆了作品和作者，而且还让后者沦为好奇的对象”。

里勒蒂以卢梭为案例，具体分析了当公众摇身成为评价体系的主体之际，给深陷其中的公众人物带来的深远影响。《新爱洛伊丝》的成功激起了公众对卢梭个人的爱慕，并且“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卢梭在很多方面表现为自我推销的广告典范”，他在巴黎文学界的孤独与不合群，反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同情，因为“卢梭打破传统的赞助形式和旧制度下作家的生活方式……他向公众和自己展示了不同于精英阶层的独特一面……这保证了卢梭自己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