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会有《通典》

二0二二年是《通典》作者、唐代著名典志史专家杜佑（七三五至八一二）逝世一千二百一十周年。我曾经在二0二0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刊发过一篇《唐宋经世史学的新高度》的文章，提到“通”字的时代意义，其中《通典》《通鉴》最具代表性。

可是，《资治通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在肯定《资治通鉴》贯通古今的同时，又指出了其缺失：“然公之书详于理亂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文献通考·自序》）尽管马端临体察司马温公的难处，但是他依然认为，历朝的兴亡原因未必相似，但对典志的因革损益，必须融会贯通，原始要终。总之，治国理政需要《通典》这样的书。此其一。

三代文明，孔子最推崇周礼。周制尚德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秦制尚政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折中形态就是汉朝的“霸王道杂之”，以及之前的过渡时期“黄老之术”。因此，汉之前的历史是周制与秦制的较量与折冲，至汉武帝而定型。此后，迄于唐宋，则是在佛教入华的助推下，儒家思想走向礼制化、理学化，尤其是从“礼经”向“五礼”（依《通典》是吉、嘉、军、宾、凶）框架转变中的礼制化。五礼制度自汉朝唱始，西晋定制，南朝萧梁成型，唐《开元礼》集大成，从而为杜佑《通典》的《礼典》（前六十五卷沿革，后三十五卷撮要开元礼）提供了编纂基础。汉唐间历史的分分合合，也需要一部“通典”勾连起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联系。此其二。

第三点与典志书本身发展历程有关。《通典》的基础来自刘秩的《政典》，影响《政典》的则是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成书的《唐六典》。

《唐六典》不仅对唐代制度详尽地分类记录，而且很重视所列职官制度的古今源流。每一职官从机构到名称，都用附注小字的方式，追溯黄帝以来的发展渊源。虽立足当下，却力求一个“通”字。我推测，正是《唐六典》这种编纂方式影响了刘秩编纂《政典》，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通典》的编纂；而《通典》则直接启发了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历史著作。

如果再进一步追溯的话，唐朝初年史学求“通”的风气已经展开。唐太宗时期《晋书》的“志”和《隋书》的“志”（完稿在唐高宗初年），都是贯通数朝的典制史作品，而且互相对接，叙述了东汉至唐以前的典制沿革。

总之，时代的需要、制度史的发展以及史学著作本身的发展，为《通典》之类的典章制度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二、《通典》的贡献

二百卷篇幅的《通典》，《礼典》一百卷；中华书局《通典》标点本五千五百多页，《礼典》超过两千六百页，约占一半体量。这都显示出“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得到高度重视，是唐宋社会以“礼”入“法”进程的重大表现；也是时人解决和协调对《礼记》经、传认识之矛盾的重大成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开门见山的评论就是强调“礼”对于国家秩序的意义，正是这种时代氛围的反映。四库提要“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条说：杜佑《通典》虽然比“两唐书”礼志详赡，但“其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终不及原书之赅洽”。肯定还是《开元礼》原原本本的记录要更好。

但是，《通典》的创新工作，却不在《礼典》。

历来论及史部类例源流，都说典志体如《通典》是由纪传体“志”（《史记》是“书”）发展而来，是“志”的专书化。二十四史中的“选举志”“兵志”为《新唐书》所首创，但是，《新唐书》的这两种志都来自《通典》，是杜佑的首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政书《通典》影响了二十四史“志”的编纂，而不是相反。其他七“典”，都是杜佑秉承前人的体例而加以贯通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