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這本《苏东坡新传》（以下简称《新传》）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苏东坡。过去的传记给苏东坡贴上了一大堆标签—乐天派、作家、画家、书法家、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派、佛教徒、士大夫、心肠慈悲的法官、诗人……这堆标签构成了一个简化的，甚至是脸谱化的苏东坡。连语文教材里的选篇也成了这一堆标签的注脚，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诸如此类。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苏东坡才华横溢，豪放豁达，苏东坡开创豪放词，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但是，苏东坡果真只是如此吗？且不论《东坡乐府》里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翻一翻《东坡志林》，那里面关于朋友故旧死亡的记叙就多得数不清……苏东坡这一形象必定有更复杂的内涵。

在李一冰所著的这本《新传》里，苏东坡剥掉了这些标签，走进了生活的泥水里，在里面挣扎、打滚、写诗、作画、呻吟、沉思，一个鲜活的宋代读书人的一生，栩栩如生地跳跃在优美典雅的文字里。

李一冰早年曾留学日本，后随叔父渡海来台，五十六岁那年遭旧友陷害入狱。历时四年，在狱中，他每日读《古香斋施注苏诗》，将苏东坡两千多首诗烂熟于心；出狱后，已年过花甲，搜罗各种有关苏东坡的史料，写作苏传，历时九年，完成七十多万字的《苏东坡新传》。

在这部传记里，李一冰时刻与苏东坡对话，老老实实，始终贴着东坡的诗文处境去写，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大量文字直接化用了苏轼的诗歌，读进去，你会触摸到文字的温度，感知到东坡的心跳。当然，其中也有作者自身的情绪在里面。正如其子对友人的信中说：“先父者，异代之太史公也；《苏传》者，先父之《史记》也。”（张辉诚《序：寻找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我读书教书写作近二十年，对苏东坡形象产生松动，来自十六年前在北方小镇读《东坡志林》，后来读《苏轼文集》，读《东坡乐府》，读着读着，这位宋代通才的形象越来越复杂，对所见到的苏轼传记也越来越不满意。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与不满中，我与《新传》不期而遇，这是一个饱经乱离的学人一生的心血，书写东坡，正是在书写自己与那个乱离的时代。

读完《新传》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心绪都不平静。作者的遭遇，传主的人生苦旅时时在脑海呈现，如电影一幕又一幕。这本书解开了我此前的疑惑，还让我看到了汉语传记写作的新天地。

二

《新传》忠实于苏东坡，在史料和文字上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至少在六个方面展示出过人之处—

其一，史料功夫扎实。为了还原历史场景，作者在史料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后记里交代，作者深入研读了所能找到的苏东坡诗歌，因此《新传》也可作为细读苏诗极好的入门文章。同时，对与苏轼相关宋人笔记的梳理，几乎搜罗殆尽。不仅如此，对苏东坡几幅画像的来龙去脉也弄得清清楚楚。书中开头部分对四川历史的回溯，道出宋人灭后蜀后的所作所为，造就了蜀地的民风。这一点，没有对《宋史》的研究，很难说得清楚。以此作为开端，苏东坡足迹所至，作者都不厌其烦地讲明该地域的风土人情，乃至苏东坡在当地的政治作为、交游活动、人物关系、交情深浅、宴饮唱和等。且除了知名度甚高的陈季常、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门四学士等人之外，那些不知名的平民百姓如庞安常、海南老妪等人，也都笔墨清晰，毫不含糊。晚年苏东坡贬官到惠州和海南，故友凋零，知名的朋友寥寥，作者同样认认真真写得明明白白，绝不给读者一个模糊的印象。

其二，忠实描述，拒绝将苏东坡标签化。李一冰把苏东坡放入北宋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还原其历史生活场景。苏东坡可谓“学士面目流人命”，一生颠沛流离，其文人性格与政治环境格格不入，恰是根源，且遭遇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祸，差点丧命。东坡一生，西至凤翔，接近西夏，东到密州，渤海已近，北至定州，已是宋辽交界，南到儋州，面前是茫茫南海，家乡是蜀地眉州，足迹几到北宋疆域之极限。被贬谪之频繁，在当时官员中也十分罕见。而苏轼在贬谪中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从容应对，从未丧失读书人应有的尊严，从未做过蝇营狗苟之事，从未丧失宽容善良的品性，这就尤为难能可贵。在书中这些都得到了忠实可信的描述。

苏东坡身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君王，最重要的其实是神宗、哲宗两朝，属于北宋中后期，外有北辽西夏，内有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积重难返。同时，也因为科举制革新，寒门读书人得以跻身庙堂之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王安石皆不算出身高贵之人，能凭借文章才华入朝为官，这是此前朝代所不能见到的局面。为了应对危局，前有范仲淹、韩琦诸人推动的“庆历新政”，后有王安石变法，后者伴随苏东坡大半生，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命题。变法本是为了解决问题，后来变法本身就沦为问题，出发点与落地执行的反差是其失败的关键原因。朝野上下，反对声不绝于耳，苏氏兄弟也在其中。尤其是苏轼文章名满天下，影响力不小，招致的怨恨也深，最终酿成“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