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到古远清兄的电邮，说他正在编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时期的鲁迅研究史，“内有你们著的《鲁迅年谱》这一节，请提供资料，如主编写作背景之类，先谢谢！”次日，我即据他的需要，写了一篇回忆小文发给他。他收到后表示感谢，并说：“我在编书简续集，收你这两封可否？”古远清是一位多产作家，年过八十，还编写不辍，在疫情防控期间，也毫不怠懈，至少同时在编写两本书。但近日忽然从网上看到消息，古远清教授于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武汉逝世。这真太突然了！现即以这篇为他而作的文章来表达我的哀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来信，说他正在编写一本关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时期的鲁迅研究史，内中有一节要写我们上海三校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具体材料，如主编是谁、写作背景如何等。这使我感叹时间的流逝，真如白驹过隙，当年所做的工作，已成为别人研究、追述的一段学术史，而参与工作的同伴，则大都已经作古，仅剩下我与龚济民二人，而济民兄远在美国，久未联系。我如果不将这本书的编写过程记录下来，也许就要流失了。虽然它在鲁迅研究史上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时，也曾掀起一点波澜，远清兄要我叙说本事，也許还有点价值。

这本书的动议，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那时，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一批教师，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这时，学校已重新开始招生，招进来的学生叫作工农兵学员。教师中有些人被分配到班级，辅导工农兵学员，另一些人则被安排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叫我们管理图书资料，而是为一些文件和资料做注释。我不大想做这些事，就提出要编一部《鲁迅年谱》。系领导请示后通知我，鲁迅年谱可以搞，但不能由我一个人来编，可以在复旦、师大两校组织班子来搞。于是，就在两校组织起两个年谱组班子来编写《鲁迅年谱》。

这里要说明一下“两校”称呼的由来，以及它的范围。上海有中文系的高等学校，在一九六六年之前只有三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大学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组建的，当时还没有。七十年代初，忽然刮起一股并校风，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合并，称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则并入复旦，仍称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