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药草/罂粟/无花果/柳树叶/红曲。

夹杂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花草的浓郁香气，我们触到了什么？又闻到了什么？是雨雪风霜、月色阳光，还是怜悯忧伤、晓梦春红？从植物到汉方，本草还是私心不免揣揣地参与了人类重建和人类主导的叙事。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祥地底格里斯河川，在被发掘出的黏土板上，留有用楔形文字刻写的古代医书，记录着当时人们为了治病，使用叫作“herb”的带有芬香的药草。这是在公元前二○○○年前后。

埃及第十八王朝编撰的医药学全书《埃伯斯纸草文》里，收录了超过八百种处方。其中关于罂粟的条目，写有镇痛和催眠等药效。罂粟当时被誉为“神药”，当然也是人类最远久记录。这是在公元前一五五○年前后。

《圣经·旧约》记载，以色列的希西家王患重病，用干枯的无花果，贴在疮上得以治愈。这位被耶和华判死刑的希西家王，为此多活了十五年。无花果有整肠和抗酸化作用，现在也是自然界的良药。

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以及古代印度、中国的医圣们，常用柳树叶解热镇痛。到了一八九七年，德国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受此启发，从中分离出药效成分，合成我们今天的阿司匹林，开始了一个被称之为“阿司匹林的新时代”。一九六九年，阿司匹林被带上阿波罗十一号，为宇航员们缓解登月的头痛和肌肉痛。

日本作家山内喜美子，二○○七年出版畅销书《世界上卖得最好的药》（小学馆），直言全球卖得最好的是他汀类抗血脂药物。书中写日本医学科学家远藤章在一九七九年发现了红曲中含有天然降血脂物质—他汀。他成功地从红曲霉菌中分离出了“洛伐他汀”的活性物质，用以改善体内胆固醇含量。据估算，全球每天大约有四千万人服用他汀类药物，以预防冠心病和中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评价红曲“此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当然，更有我们的古代诗人说“瘦尽红曲绿已肥，杜鹃何事苦催归”。

二

日本学者嶋崎正树，在二○一九年翻译出版了法国哲学家库查（Emanuele Coccia）的新著《植物的生的哲学：混合的形而上学》（The Life of Plants： A Metaphysics of Mixture）。库查在书中提出新的自然哲学观—植物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激进的生命形式。他说，比人和动物更能与这个世界“触面”的是植物。植物體现了生命与这个世界最初始、最密切、最基本的关系。在库查看来，这种“混合的形而上学”，只有通过关注植物才能看到。

日本专攻农业史和食思想史的学者藤原辰史，在二○二二年出版了《植物考》。作者在书中考察了植物行为，指出植物不食人，但人食植物；植物不用人为自己搭建住所，但人用植物为自己搭建住所；植物不用人的毛发为自己编织衣物，但人用植物纤维为自己编织衣物；植物不命名分类人，但人命名分类植物；植物不爱人类，但人类爱植物。对此作者提出一个新观点：“朝向人的内在植物性”—有一些强大的植物对手与我们并肩生活，它们已经溜过了人类意图，影响了人类命运，这让我们既惊讶又高兴。

其实，至少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植物在我们的认知里，总是沦为人类情感的载体或反映者，从而最终产生情感误置的迷思。这表现在人类神话中，有无数人变身植物的奇妙物语。美少女达芙妮变成月桂树；美少年纳喀索斯变成水仙花。在日本，也有美少女辉夜姬从竹子里诞生的美丽物语。现在要翻转这种认知。花茎若被折断，女神宁芙也会流出鲜红的血液，不得不走向死亡。将植物与自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是人类。这种信仰，在泛神论的古希腊时代就存在。根、枝、花、果、叶、皮、种—是我们将植物纳入了想象力的结构中而不是相反。这就如同鲜花的宿命是立刻会枯萎，将这些鲜花进行搭配后做成饰物，成了人们“一体共命”的心理。一如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中，主人公在海里对着海藻射精。欲望在无意识中朝着植物并发，用一种异教徒式的冲动，稍释罪愆，互表亲密。虽然正值夏末秋初，路旁高大的梧桐树叶已有了些许枯黄。我们将植物对象化，如《诗经》所言：“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植物也将我们具象化，在我们身上找寻着它们自身，思考着它们自身。如果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把“身体借给世界”的身体现象学，讲述的是人在世界的呈现方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植物的相遇，绝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第一人称“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不同的身体界面触碰整体性世界的关系。这样看，植物与人类有着类似的话语，历史代嬗与植物枯盛也有恰好的重叠之处。“人是一棵思考的芦草”，这是帕斯卡尔的名言，讲最孱弱的人则有最强的思考力，一如“疏花已是不禁风，那更夜深清露、湿愁红”（清·纳兰容若）。所以医圣希波克拉底如是说：所有的病患从肠开始。人生短呀人技长。

三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日，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高山真特命教授率领的小组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项成果宣布：汉方药葛根汤+小柴胡汤+桔梗石膏，对急性期的新冠感染者有效。

研究小组在二○二一年二月至二○二二年二月的一年时间里，与七家医院互动，将感染者一百六十一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服用三次汉方药，另一组接受常规治疗，根据症状服用退热药和镇咳药。结果显示，在发病后的四天内，使用汉方药的患者恢复得更快，而且发生呼吸衰竭、需要吸氧的重症风险更低。研究小组认为，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疗效，就在于将汉方药三合一并用，有显著的抗病毒和抗炎症效果。领军的高山教授说：“汉方药价格低廉，安全性高，可以立即使用。”

这就引出日本汉方文化的诸话题。何谓“汉方”？照我们的理解，不就是中医药吗？不过，日本人并不这样理解。如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汉方医学中心主任渡边贤治，早在二○一二年出版的《日本人不知道的汉方力》一书中说，所谓汉方就是指日本“独自发展的传统医学”。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医学，韩国是韩医学，那么日本就是汉方学。尽管渡边也承认，汉方是在五世纪至六世纪从中国传来的医学，在传来后，依照日本风土气候和日本人体质而独自发展，形成的专门医学。在江户时代从荷兰传来的西洋医学，日本人叫“兰学”。为了与“兰学”区分，便造出“汉方”两个汉字组合。所以，这位主任强调，“汉方”是和制日语。中国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有经典医书《伤寒杂病论》，日本在江户时代有吉益东洞编撰的《类聚方》，日本人说这部《类聚方》虽然不善理论，却强调疗效。因此吉益东洞被日本人视为日本汉方的鼻祖，是中国医学日本化的大功臣。

与渡边贤治过于强调“汉方”日本化（独自）不同，最近日本冈山大学研究小组依据文献调查，有了新发现。这个新发现的核心内容是：中医学传到日本数百年后的奈良时代，唐高僧鉴真和尚为日本带来的汉方药，成就了现在日本临床使用的汉方基础。冈大的调查还表明，当初鉴真和尚不仅带来了佛典，同时也带来了医学书和三十六种汉方药。如芍药、杏仁、半夏、厚朴、旋覆花等。在九八四年编撰的日本现存最古的医学全书《医心方》中，就记载了鉴真带来的部分汉方处方。按逻辑，这就表明，没有中国的中医学，就没有日本的汉方学。正如有日本汉方医直言，日本汉方首先是源于中国，然后才能谈论形成与发展的问题。

就拿这部全三十卷的《医心方》来说，当时宫廷医官丹波康赖用两年时间编撰而成。据说丹波康赖是“渡来人”的后代，其祖先可上溯到汉灵帝五代孙阿智王。献给当时的圆融天皇的这套医书，编撰时引用了隋唐和朝鲜等二百零四部医书，收录的医学条目有一万零八百条之多。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1273条）。有日本学者说，当时担任陆军军医总监的森鸥外，如果能早点读到《医心方》，日本陆军因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而死的人数就会低很多；如果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能早点解读《医心方》，就会对民俗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医心方》最早刻本刊行是在一八五八年。四十八年之后，即在一九○六年（明治三十九年）由日本医史学会创始人土肥庆藏、吴秀三、富士川游三博士联名，在金港堂书店再次刊行了《医心方》。

《医心方》之所以在日本人气不衰，最大原因在于编入了“房内篇”（第28卷）。“房内篇”更是参照了中国包括《彭祖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医书在内的二十三种古代书籍，引用其经典用语至少在一百五十条以上。如“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人之所上，莫过房欲”“阴阳感激使然，非人力之所致也”等“房内”名言，其实都来自中国。日本战后不久，《医心方》（仁和寺本）被指定为国宝，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二○一七年日本发起“国宝《医心方》登录吉尼斯‘世界记忆’”推进会，“房内篇”一度成了《医心方》的代名词。日本古典医学研究家、作家槙佐知子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着手用现代日语翻译《医心方》全书。筑摩书房从一九九三年开始用十九年时间出齐了《医心方·全译精解》。

四

汉方传入日本，之所以能得到较为顺利的受容与发展，笔者认为这与日本人认知深层有一种基于植物的美意识有关。

成书于七八世纪之交的《万叶集》，在全二十卷四千五百一十六首和歌中出现了一百五十种植物，最高数是萩，一百四十一首，其次是梅，一百一十九首。其中被歌人山上亿良所歌咏的“秋七草”中的葛根和桔梗，则是现代日本汉方的主要药材。葛根对发汗和镇痛有效，桔梗对镇咳、祛痰和消炎有效。

《万叶集》里与药有关联的和歌有三首。一首是《采药歌》，有“四月五月间/服役出药猎/艰难往攀登/偏僻深山里”的句子。另二首是《服药歌》，有“纵有灵药/可以升天”“胜服仙药/升天成行”的句子。这里的服药，非为治病，而是想拥有升天能力。显然，这里的药已成仙药。值得注意的是，《服药歌》里出现的“药”字，是用万叶假名“久须利”（即现代日语“药”的发音“くすり”）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