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二二年初，從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谢冕先生九十岁生日的消息，恍然意识到这位印象中身板硬朗、目光炯炯的学术前辈竟然和我父亲同龄，而且两人生日仅相差一天！只是我父亲去世已

十一年，两人的职业、个性也很不一样。作为晚辈的我，因为在高校从事中文专业教学，又在“新诗研究”的学术圈里向同行们求教，这就有了接触谢冕先生的机会，大言不惭地说，也算是同行意义上的“同道”。

当然，这并非说我对谢先生多么熟知和多么理解，恰恰相反，尽管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知晓且佩服“三个崛起”的论者，工作之初的一九八二年购得谢先生早期著作《北京书简》，此后也从未中断对谢冕先生行踪和言谈的关注，甚至会把看到的谢先生文章从报章上剪存下来，我的第一本书《冷雨与热风—现代诗思问录》记得也曾给谢先生寄过。可是若说到真正用功通过阅读去索解其人其著，去深入地“研究”谢冕，却又似乎从未有过。

事实上，我不知为何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从谢先生的文章里不太容易找到他关于自我的文字—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的感情，统统不太容易找到。而我却恰恰更倾向于比较感性化的人与事，至少在中年之前是不太懂得“至味无味”的道理的。以故，我对谢先生似乎也就一直有那么一点“隔”的感觉。新世纪初年，我从泰山脚下调动到西子湖畔，继续做我的当代“归来者诗人”考察，没想到二○○四年到晋江参加蔡其矫诗歌研讨会，第一次见到了与会的谢先生。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我听得十分仔细，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极深，我以为我从那句话里感知到了谢冕先生内心某种属于自我的、真实的波澜—可惜这样的感知也唯有这一次，后来我注意到，谢先生这次发言的文字稿上已经找不到这句话了。

此后在珠海、天津、廊坊、武夷山、诸城等多次关于诗歌的会议上，我都与谢先生不期而遇。从他主编《诗探索》、与我考察的几位“归来者诗人”熟识这些事情，我能感觉到我和谢冕先生应该还有超乎同行意义上的“同道”层面的关联。因此我和谢先生建立了电子邮件联系，不过也往往仅止于年节期间的问候。谢先生的回复也不过是客气的道谢，而并无更深一些的学术的或其他问题的讨论。

为了筹备第十九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一年前，徐志摩纪念馆的罗烈弘馆长向我表示，希望能邀请谢冕、吴思敬两位现代诗歌评论家来杭州与会，我也把这个设想先向思敬先生流露过。但由于此起彼伏、变幻不定的疫情，会议就一直拖延下来，邀请两位先生来杭的事也只能搁浅。不过，徐志摩纪念馆的馆刊《太阳花》还是如期刊行。为了配合民读会，下半年要出的第十二期已在暑期前大致编好。这一期打头的几篇就定为“谢冕小辑”。只是因为我的疏懒，没有及早去查阅谢先生的文集，误以为他写徐志摩的文章仅有两篇。我给谢先生写电子邮件寻求支持，他欣然同意刊用。没想到谢先生第二次来信表示“我在考虑写一短文”。可我想，谢先生毕竟九十岁的人了，对他答允的新作并未抱太大希望。这样我就把已编就的包含“谢冕小辑”两篇文章的第十二期电子文档发到编辑小组群里。子善先生表示，谢先生有两篇文章已经够好，于是大家也就心安理得地准备排校和印刷，以备十一月二十八日要开的第十九届民读会之需。

其实，在十月五日谢先生表示“我在考虑写一短文”的第二天，我抱着再争取一下的念头，给谢先生发了条微信：“您的两篇专文对徐志摩谈得很全面了，我觉得您不妨谈谈您个人对徐志摩了解、认识的过程，也很有意思。比如您最早对徐志摩的了解，中间有什么波折或观点的改变？等等。”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我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还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谢先生应《诗刊》之约编撰过《新诗发展史概况》（当时参与者还有他的同学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等人）。“新月派”或“格律诗派”是无论怎样都必须写到的，虽然在当时的文坛背景下徐志摩不会是撰述的重点。谢先生这项早期研究，二三十年前我在资料室翻阅《诗刊》时就看到了，由此加深了对他的认识。谢先生作为评论家，又有过治文学史经验，毕竟有其独到的眼光和心境。

十月七日下午，收到谢先生留言：“我正在写一篇小文，《一曲康桥便成永远》，请稍等。”十月九日下午，谢先生又留言：“小文已发你邮箱了。”真是意外之喜，当晚我从外校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开电脑，果然从邮箱里看到了谢先生这篇刚刚写出的文章。一千六百六十三个字符，凝练、精当、漂亮！最难得的是，谢先生果然谈了他个人和徐志摩的种种因缘际会，使文章平添了历史和个人情感的波澜，有力量也有温度，实乃一篇饱含理性和深情的美文。我怀着感激立刻给谢先生回邮件：“您今天在昌平写完的大文《一曲康桥便成永远》赫然入目！一口气读下来，深深为您对志摩先生的真诚情意所感动，您还回顾了自己如何从时代性的‘隔膜’慢慢走近志摩先生的历程，而且是如此优美动人的文笔，这哪里像一位耄耋高龄的九十岁老人‘即兴’写下的文字呢！”我也立刻把文章分享到编辑小组群里，引发了烈弘“谢老以李白譬喻、起兴，真是卓见高识”的赞叹。最终，“谢冕小辑”援例还是由三篇文章组成，打头的就是这篇专为《太阳花》写的《一曲康桥便成永远》。

交代过“谢冕小辑”的编辑经过，才意识到作为“编读余话”似乎已经写得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