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時值岁末，心生感慨，晚上在一个学术群里发了一段话：“最近几天各行各业太多泰斗级前辈大师仙逝，止步于二○二二，风烛之年遭瘴风侵袭，感慨唏嘘。”

群里T老师随即转发了好多条推文，都是建筑界巨匠近日辞世的消息，其中一条推文，标题令人大为震惊—“噩耗，普利兹克奖得主矶崎新过世”，愕然之余，下意识里觉得会不会是某网站蹭热点的假新闻？匆匆到朋友圈浏览，各个网站陆续都发出了消息。虽然手机里有胡倩女士的号码，但太久没有联系过，看来也不必发短信求证了。

多年来混迹于建筑设计专业，和多数人一样，我直接接触世界级大师的机会并不多，但矶崎新先生对我来说是个例外。十多年前，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刚在清华做完两年博后，出站时却颇感踌躇，回想之前在日本读博士和在事务所兼职的经历，就邮件联系了上海的矶崎新工作室。很快接到胡倩女士的电话，邀请我加入。我月底就到了上海，成了Isozaki Atelier上海办公室的一名员工。

二○○二年至二○○五年在熊本读书那段时间，事务所有个建筑摄影师曾数次开车带我到大分、北九州等地看建筑，看的最多的就是矶崎新和村野藤吾的作品。可能我内心深处更喜欢村野的东西，但是矶崎新作品的叙事性和力量感让人印象深刻。还有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矶崎新作品风格跨度太大了，大分县立图书馆令人生畏的生猛，而归途中有个小车站（汤布院）的温馨风格又让人非常舒适。

在上海工作期间，我主要和日方建筑师福田先生一起做杭州的中国湿地博物馆项目。大致是他处理造型，我处理平面和空间，配合得还不错。胡倩女士是个智商很高、风格犀利的主管，头脑反应极快，在刀光剑影的谈判桌上尽得先机，每每让一众官员和设计院领导心悦诚服。矶崎新先生对胡女士非常信赖，绝非偶然。

矶崎新先生至少一两个月会来一次上海，每次他来看图，事务所同仁必定要熬个通宵。早晨的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会议桌上已摆满了各种模型。他听完我们简单的汇报后，马上铺开草图边讲边画，偶尔停下来询问几个细节，然后继续导引设计的方向，但经常不是直接告诉你要做成什么样子。记得有个细节，矶崎新先生觉得展厅大空间的柱距不太好，让我到电脑上把一列扁柱按六米间距重新排布一下，我画完拿着打印稿进来，说“您看，六米的是这种感觉”，先生看了图抬起头看着我说，“这个感觉非常好”。

之前听事务所的日本建筑师说，矶崎新先生从来不会说“好”，而是不停地“push & push”（推进）。后来和他们聊起这件事，我说，“应该是矶崎新先生看出了我的疑虑，才用非常肯定的语气来提醒—柱距并非越大越好”。

讨论完设计，天黑了，大家一起去吃饭，那又是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伙人沿着事务所所在的陕西南路左拐右拐，进了一家街边小店，虽然不能说是一家苍蝇馆子，但人均消费可能也就三四十元，餐具的卫生状况也让人有点担心。矶崎新先生对这些完全不在意，边吃边闲聊，好像聊到了佛教方面的话题，胡倩女士也能应答如流，真是博闻强记。我边吃饭边在想，虽然不曾把建筑大师想象成鲜衣怒马的明星，但实际的状态确实有点出人意料，可是呢又实实在在，应该如此。

还有一种“毫不在意”发生在一个小酒店的设计中。当时业主打算在湿地博物馆西侧的用地上建造几幢独栋式酒店，邀请了矶崎新、马里奥·波塔、大卫·齐伯菲尔德等多位大师每人做一幢，位置彼此相距很近，除了规模以外没有任何限制，任凭大师发挥。讨论概念方案的时候，我在想矶崎新先生会如何看待这种面对面的“设计秀”，是否会以比较明显的个人风格显示存在感。但仔细观察下来，他完全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似乎其他人根本不存在。他的草图从平面上ABABA的经典网格开始推演，不断回应着从帕拉提奥到柯布西耶的历史音韵，建筑外观相当简洁朴素。这种基于建筑史或者说“知识考古学”的思路倒也确实是矶崎新先生重要的一种方法论。

那天饭后回事务所的路上，我和矶崎新先生说起了二元论，话题的缘起不记得了。矶崎新先生好像来了兴致，一路上和我讲了不少，不断跳出一些哲学范畴的日语词，让我有点应接不暇。其他人可能觉得这个员工与先生聊天的机会难得，很有礼貌地和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