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的效应与路径
作者 赵华
发表于 2023年2月

关键词数字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

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①数字经济具有高效可持续的物质、精神财富创造能力,以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能够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的发展效应、劳动生产率提升、城镇数字化转型能力等多个层面提升城镇化的效能。② 对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效应以及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机理

世界城镇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表明,城镇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总结发达国家城镇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更要解决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

1.城市数字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趋势

以数字技术推动城市向数字化城市升级。主要发达国家利用数字技术拓展城市的数字化程度并以此推动产业城市向数字化城市转型,是新世纪以来城市发展的趋势。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16—2025年,全球数字化城市投资额年增长率为11%,这一速度远高于同期全球主要经济体1.26%的平均水平。① 巨量的投资主要用于城市智能产业和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智能建筑、数字田园城市计划、传统公共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等方面。

主要发达国家的智能城市转型计划也面临困境:一是资金问题。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冲击加大,发达国家群体内部的资本争夺、通胀和转嫁汇率风险等矛盾也在不断激化。二是发展权公平问题。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城市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型金融、军工资本集团所在的代表性中心城市或核心城市群。这些城市的智能化发展通过增长极回波效应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

2.数字经济助力中国式城镇化的提质升级

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性现象。与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城市产业发展—人口集聚的“城市化”不同,中国经济改革始于城市化程度低、②城乡分割僵化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时代。改革初期,无锡等苏南地区的城市,没有照搬西方的城市化模式,而是开始了“就地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城镇城市化”的实践。即,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农业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开创了中小城镇、小城市和大中城市序贯递进,城乡一体发展的中国式城镇化道路。一段时间以来,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约束、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拥挤成本、环境治理成本、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加大。在追求高质量发展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以提升城镇、中小城市的生活品质为重点,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从“驻地的市民化”到身份的市民化,是中国式城镇化的新使命。③

作为现代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组织形态的代表,数字化生产体系能够在任何存在网络的地点,根据市场(用户)的需求信息进行全天候生产,从而能够疏解产业过度集聚对大城市的压力,为城镇、中小城市带来进一步的产业繁荣。数字经济精准匹配需求的生产模式,能够大幅降低规模化同质化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排放压力。环境外部性可能逐渐摆脱生产组织模式本身的影响,而更加取决于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的信息匹配、平台集散、无限趋近于0的信息搜寻—获取成本、信息发布的无差别覆盖,都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瓶颈,从而提升各类城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环境宜居程度。

3.数字经济强化了城镇化对“四化同步”的载体功能

“四化同步”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四化同步与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起,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四化同步”,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或倾斜性的产业政策,而数字经济就是推进“四化同步”的新引擎。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能够为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更好地提供发展空间。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格局将更加联通和紧凑,土地利用效率提升,这将使城市能够更好地为工业化、信息化提供落地的空间。另一方面,城镇是各类要素的集散地,数字经济下的城市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和高质量现代要素。这些都将进入产业和信息化领域,从而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良好循环。同时数字经济可弥补农业现代化“短板”。其本质是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需要从剩余要素的供给范式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转变。① 数字化城镇可凭借更好的技术资源,对农业产业链全过程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本文刊登于《人文杂志》202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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