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经济学范式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公共领域

一、引言：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思维

一般地，好的社会科学学说体系必须具有坚实的微观逻辑基础，它源于日用人伦而又超越经验层次，由此塑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要求。相应地，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就必然根基于这样两大问题意识：（１）理论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体系必须具有自成一体的逻辑关系，因而注重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２）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且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以及指导日常生活，因而体现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同时，这两大问题意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一方面，通常是由现实经验与理论推导的不一致带来对理论的反思并由此严密化逻辑；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思辨逻辑的拷问不断优化理论体系并由此重新解读社会现实。此外，受这两大问题意识的促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审视一个具体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由此来不断提高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

基于这两大问题意识展开审视，我们就可以且需要深层次地洞察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一方面，在理论问题上，它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假设并运用严格的数理逻辑进行推理，这明显地忽视了行为逻辑与数理逻辑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在现实问题上，它基于严格的形式逻辑来获取分析结论并应用于现实，这明显地忽视了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不一致。为此，在过去几年里，笔者基于严格的学理性系统地审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供求均衡价格、最大化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萨伊定律、时间偏好利息说、资源稀缺性假说、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科斯中性定理、比较优势原理、帕累托优化理论、社会总效率理论、显示性偏好理论、消费者主权理论、现代租金理论等。进而，基于这两大问题意识的不断追问，我们就深刻揭示出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如果现代主流经济学没有根本性缺陷，能够经得起两大问题意识的检验，又何须费力地探寻中国经济学范式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清醒地理解探究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而积极探寻适合当前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学范式。这意味着，有效探索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一条基本路径就是沿着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这两大维度展开。正因如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就需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学所面对的两大问题意识？从本体论上讲，这就需要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个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三大关键词的真正内涵。这三大关键词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现实问题意识，由此确定公共领域这一基本研究对象及其特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理论问题意识，由此导向公共领域中社会事务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维。

最后，对这三大关键词的理解实质上也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元问题主要体现在它的研究对象、主要议题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上。一般地，只有对这些元问题有深入而通透的辨识和理解，我们才不至于为各种具象性制度安排、各种经验性的成败案例以及各种计算性的数据关系而遮蔽，才可以深入表象背后去探究普遍性的基础理论。这意味着，对这三大关键词的深刻解析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性基础：一方面，这有助于搞清楚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应然”特征，进而充分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洞察当前中国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避免为中国社会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状所迷惑和困扰。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本文对三大关键词的解析就为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和范式奠定了根本的逻辑基础和框架体系。

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

要从“中国特色”一词上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根基，根本上就在于紧扣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两大意识，而这又集中体现在所关注的社会基本问题及其行为机理基础这两大方面。其逻辑在于：一方面，理论问题意识强调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这一逻辑又集中体现为微观层面的行为逻辑，就此而言，经济理论就应该以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为基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意识则强调理论推断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这些经验事实又集中体现为当前社会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此而言，经济理论致力于关注和解决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应该突出体现在这样两方面。一方面，理论问题意识要求对中西文化展开系统的梳理和比较，进而辨识和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高次元精神，由此不仅要揭示儒家对理想社会的认知和追求，而且还要提炼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所诉诸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机理。就此而言，可以诉诸行为实验以及行为经济学展开更细微的辨析，由此来为中国经济学范式提供微观行为基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意识则要求关注当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广泛议题（如城乡统筹、土地制度、产权改革、产业发展、国际贸易、财政金融、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价格规制等），进而洞察和辨识这些社会性议题的公共性质，由此来探寻适用于公共事务的研究方法。就此而言，需要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进行深层剖析，由此来为中国经济学范式提供经验事实支持。也就是说，为构建真正“知成一体”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提炼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和探寻公共领域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两大基本切入点。

首先，就理论问题意识而言，之所以需要提炼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关键就在于，理论和现实这两大问题意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并交织在一起。这在当前中国社会非常明显，由此造成中国人的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基于强烈的“入世”精神，中国人通常会采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会为提升个人、家庭乃至子孙的此世福祉而抓住一切资源和机会以寻求利益最大化，进而也就拥有了积极进取、勤勉耐劳和勤俭持家的美德。这意味着，在“私人领域”，中国人的行為具有相当的理性，从而用不着经济学家来教导他们如何采取理性行动。韦伯就说，儒教是如此理性，以至于除边沁的伦理系统以外，还没有一个伦理系统能与之相比。① 另一方面，基于深厚的亲亲原则，中国人通常又只是在小规模的缘共同体内采取得体的社会合理性行为，而一旦突破这个缘共同体就会成为陌生人，进而在缺乏抽象性的一般规则下往往就很难进行有序的社会互动，甚至不惜通过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获取个人利益，由此就造成了公共领域的混乱和失范。这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行为往往会处置失当，从而需要形塑更为健康有效的社会规范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故而，中国人的行为并不同于现代经济学所宣扬或鼓吹的那种经济人行为。林语堂写道：“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悉的人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②正是基于这两大特质，公共领域的无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应地，要对公共领域进行有效变革，不仅要考虑中国社会的价值和理念，而且也应根植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之中。

其次，就现实问题意识而言，之所以需要探寻公共领域的研究方法，关键在于，当前中国社会问题无法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加以认识和解决。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在将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应用于中国实践时需要思考：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理顺公共领域的关键在于要素投入还是制度变迁？制度完善应该基于博弈均衡还是嵌入社会正义？答案显然是后者。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不是一人世界，也不是二人世界，而是多人世界；相应地，任何公共事务都不是孤立个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也不能化约为对策互动，而是众多人进行社会互动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组织和制度等公共事物的变动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特性：一方面受到所有成员之行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每个成员所施加的影响力又不相等；其中，力量大的强势者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更大，从而可以更大程度地将自己的偏好和意志渗入到公共事物的形成和变迁中。这表明，中国经济学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而研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又不能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而将现实合理化；相反，需要看到现实与理想以及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偏差，从而需要引入异化思维并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展开解剖。由此也就可以更深刻地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它将理性选择思维引入公共领域分析，由此产生出公共选择理论这一重要结果；但是，几乎所有的多数票选举都内含着投票悖论，民主选择的结果通常就取决于投票规则的选择、议案的确定、投票的程序和选区的划分等，进而也与互投赞成票、偏好强度等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进行策略性投票，强势者更是致力于幕后操纵；由此也就导向了民主悖论：基于简单多数的民主选择结果通常并不会带来社会最优，更不一定会真正有利于弱势者。即使在按照股权进行投票的公共决策中，由夏皮罗—舒比克权力指数所决定的实际权力与由实际股权所决定的应有权力之间也存在脱节，进而导致少数强势者在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下可以获得不成比例的控制权。这些都会导致现实制度安排和收益分配朝有利于少数强势者的方向发展，而这就是社会异化。

然而，迄今还没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到应该将制度作为探究和构架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元问题。其中，一些学人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从而致力于总结和提炼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而不是去找问题，进而倾向于从具象性社会实践而不是根基于高次元精神来打造和寻求中国经济学范式。其实，影响社会大众之行为方式的根本因素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更主要是关系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这可以从各种报道、事例及评述中获得充分感知。汉娜·阿伦特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论述美国问题时曾写道：“在美国，危机最典型、最引人深思的一面常常发生在教育领域，至少在过去的十年间，教育已经变成了一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几乎每天占据着报纸版面。……当然，如果谁把教育危机拿来和二十世纪其他国家遭遇的政治经历相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相比，与集中营和灭绝营相比，甚至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弥漫于欧洲的深刻隐忧（尽管有着表面繁荣的假象）相比，大概很难把教育危机真正当回事，给予它应有的重视。”①显然，对当前制度的认知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此而言，另一些学人则根本否定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理由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独特的，而且中国迄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总结或夸说的良好经验。更进一步地，这些经济学人还提出质疑：既然当前中国公共领域的混乱之源就在于中国人的行为及其社会互动，那么，又如何基于中国人行为这一微观视角来解决这些宏观社会问题呢？就此而言，关键就在于辨识现实生活中那些失去生命力的具象性行为方式与潜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高次元精神及其认知思维，通过深入剖析具象性行为的问题和原因来发现公共领域混乱的根源，进而引入并发扬儒家高次元精神来加以根本性解决。② 例如，基于亲亲原则形塑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而通过提升人的亲社会性来促使“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践行和扩展。

总之，“中国特色”根本上体现在主要议题的公共属性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行为机制。相应地，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式的基本路向在于，通过发扬儒家文化的高次元精神来解决当前所面对的公共领域问题。就此而言，应该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嵌入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和社会认知之中，进而以中国人的人性观和社会认知来审视和改造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学说体系；相反，不应该简单地照搬或运用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更不能将经济学研究退化为利用流行理论来讲述所谓的中国故事。③ 其原因在于：（１）根本上说，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是由人的行为及其互动产生的，因此，经济学就必须关注“人”，必须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及其行为方式；（２）人类行为往往受制于特定的心理意识和文化传统，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就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经济理论必须为周边的现实问题服务。尤其是，鉴于中国人的特殊主义关系及其带来的公共失范，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向经济学子或社会大众鼓吹如何逐利的行为和策略，而是要寻求防止或克服个体的逐利行为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显然，这些都属于公共领域的议题，从而也就不能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分析范式。所有这些都表明，简单地将适用于西方社会的经济理论和思维范式拓展到文化很不相同的中国社会，就必然会潜含各种悖论和谬误（如工具主义谬误）；更不要说，囿于科学至上主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学说本身已经远离了社会现实，已经因追求“理性的真理”而远离了“现实的真理”，它所根基的经济人假设已经遭受了各方面的批判。① 相反，只有从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中提炼出有助于促使社会交往和合作的行为机理，才能为中国经济学范式夯实微观的行为基础。②

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要从“社会主义”一词上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根基，关键是要从学术上而非政治上对概念的内涵加以解析，而这又集中在如何认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一般地，社会主义将人置于社会共同体中来认识，由此关注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直接联系，进而同时关注生活世界的福祉水平和社会正义，并致力推进效率和公平双重目标，由此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彻底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人。”③这个“人”不是抽象的，无论是人性还是行为方式都来自共同的社会活动（生产和生活）。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本体论和起源学这两大维度加以深刻认识：在本体论上说，社会主义所展示的社会和谐和大同根本上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理想，并且也就成为人类长期致力追求的根本目标；相应地，在起源学上，社会主义思潮就不是晚近才出现的，甚至还要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尽管马克思将社会主义视为在资本主义之后并替代它的一种生产关系。熊彼特说：“社会主义学说中某些根源大概和最早言之成理的思想一样古老。”④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的一种思潮或制度，它们的差异就根源于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由此才衍生出不同取向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差异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而非单一的政治体制和所有制上，相应地，社会主义可以承继并借鉴资本主义所发展出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两点推论：第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對立，因为个体与社会间的关系从完全对立到完全融合之间呈现出连续性谱系，如福利国家就是一种中间形态；第二，一国率先步入社会主义还是全世界共同进入社会主义这一所谓的卡夫丁峡谷之争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社会文化的差异本身就会导致社会关系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没有一种不变的社会主义形态。

一方面，就资本主义而言，它脱胎于封建主义，源于反抗和打破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及其带来的人身依附。为此，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就呈现出这样两点特色：一是突出人的自主性，二是推崇人的理性。其中，前者将个体视为独立并先于社会的存在，进而推崇不受干涉和支配的个体自由，推崇“物竞天择”的自由竞争机制；相应地，孤立的个体之间就没有直接联系，而只有通过市场和交易才与他人发生联系。后者则将个人理解为完全成熟的人，具有自己的利益、规划的能力以及追求快乐和欲望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和特征都先于社会和国家的形成；相应地，国家被视为仅仅是保护私人主动性和私有财产的工具，由此产生出财产的观念和所有权主张，进而导向了个人主义的以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因如此，在资本主义视域下，经济学具有了这样的基本特征：（１）它突出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我依赖性，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尽管教育早在古希腊就被视为城邦共同体的责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被归为私人的事务；（２）它认为人与人之间除了物的依赖关系外再没有其他的联系和关注，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是，人们只关注自己的（绝对）利益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以至于相互冷淡的经济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