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京海之争 沈从文 海派 新文学 周氏兄弟

“京海之争”虽然由沈从文发起，但在后续的展开中，他并没有积极参与，甚至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多数言论的失望。沈从文的失望一方面在于参与论争的各方并没有表现出他所期望和要求的那种严正态度，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文坛各种力量的加入，他最初所提示的焦点也被不断地模糊和忽略，一次面对新文学历史和当下文坛问题的批评转而变成一场“互揭阴私”，翻出丑态的骂战。不得不承认，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京海之争”最终是在何家槐窃稿事件的丑闻中落幕的，在这场最终发展为“海派”之揭阴私战的论争中，沈从文选择了沉默，甚至没有应胡适的邀约为何家槐做任何辩护。何家槐窃稿是事实，也夹缠着左翼的力量，但是对于沈从文而言，这一场论争几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偏离。而这种偏离首先是从论争转场沪上开始的。

一、“京海之争”与沪上论争的合流

苏汶第一时间发出的回应文章《文人在上海》的起首，就有意地借籍贯问题将鲁迅引入话题，而这样一个包括了鲁迅在内的“海派”显然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存在。鲁迅和“不能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①的“我们”的存在就是要求沈从文对“海派”实行明确界定的最有力的凭证。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海派”辩护，不如说它的另一个直接效果就是导致了沈从文对自身话语的调整。在回应苏汶的《论“海派”》一文中，沈从文不仅肯定了苏汶并非海派作家，同时也将茅盾、叶绍钧、鲁迅及“若干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②均排除在“海派”之外。可以说，这个名单一定程度上是在苏汶的“抗议”下给出的，而经过沈从文的这一解释，“海派”显然在程度上几乎被等同于之前就已臭名昭著的礼拜六派了：“‘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自己说要左倾……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③从《文学者的态度》到《论“海派”》，沈从文的批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悄然挪移，④至此，表面上上海方面的“可尊敬的作家”同“海派文人”之间的界线明晰了。但问题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沈从文之批判矛头是否果然如此地就指向这些不言自明、人人得而诛之的文坛恶习，是否就是指向这一新文学转驾沪上后便已遭排斥的“礼拜六”派作风？“京海之争”是否误解了沈从文？

事实上，对于上海文坛的这些现象，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个出声者，鲁迅在上海不仅曾讽刺过“才子＋流氓”“文坛登龙术”“盛家女婿”等，而且１９３３年在《文摊秘诀十条》中就列举了诸如“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⑤等十条上海文坛的丑相。某种程度上来说，沈从文所指证的“海派”其实与以上鲁迅所言共通。而且事实上，在沈从文此次为“海派”命名之前，他所指涉的这些文人行径在沪上文坛已经引起过争论，而且时间就在１９３３年，主角则是被鲁迅、茅盾等讽刺为“礼拜五派”的曾今可、张资平等，那次的主题即所谓“文人无行”。

曾今可是由于之前邀集沪上一批文人骚客章衣萍、柳亚子、余慕陶等大倡“词的解放”、创作所谓“解放词”而遭到鲁迅讽刺，“‘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⑥ 张资平则是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著名的《自由谈》“腰斩”事件而与左翼结怨。１９３３年５月，曾今可邀集了同被鲁迅攻击过的张资平、胡怀琛等召开“文艺座谈会”，并炮制了一篇暗示鲁迅、内山书店与日本政府素有暗曲的《内山书店小坐记》。⑦ 于是作为反击，《自由谈》于７月５日发表了谷春帆的一篇《谈“文人无行”》，直刺曾今可、张资平的“丑行”。⑧ 鲁迅后来便为这次的“文人无行”下了断语，他们不过是“‘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⑨ 而稍后，遥在北平的沈从文即通过《论“海派”》给出了他所以为的“何为海派”的几条举证：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⑩

这里，沈从文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事件和人物，但是联系当时沪上文坛的热闹场景，不难发现，所谓“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①等几乎都可以用来形容此前的这一段沪上公案。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沈从文所暗示的就是曾今可事件，但是可以说，这里他所指证的“海派”与同一时期左翼在上海所揭发的那种“文人无行”是几乎一致的。但是为什么“京海之争”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演变成针对的是左翼文坛？１９８０年，作为现代文坛经历者的朱光潜在回忆中曾明确表示：“海派主要指左联。”②这个说法虽然不算文学史共识，但很可能就来自他对“京海之争”在沪上展开的印象。

可以发现，在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的同时，《现代》杂志集中展开的是关于“批评”问题的讨论，《文人在上海》一文原本也是隶属于当时的讨论范围中的。苏汶在文章开头便提及鲁迅，不仅仅是如上文所说，可以转移直指“海派”的矛头，而一个更为直接的语境就是１９３３年底至１９３４年初，《现代》诸作家与鲁迅在“批评”问题上发生的一次摩擦。１９３４年初，鲁迅在《批评家的批评家》一文中写道：“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批评批评家了。”③事件的肇始是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苏汶刊发于《现代》４卷１期的《新的公式主义》，在文中他引用张天翼在其短篇集《蜜蜂》的《自题》中所写：“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④由此，他责备当前的一些所谓批评家有意无意中正在凭一种公式主义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学，指这一批评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作用于所评对象，同时也影响着写作的整体趋势。⑤ 这篇文章在当时曾被指出其实是针对《文学》杂志的，《文化列车》１９３３年第４期所刊号兵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即称：“《现代》十一月号上‘文坛犹步’里有编者杜衡的一篇文章《反公式主义》对于《文学》编者的反公式主义而成为一种公式主义有所评论。接着，《文学》第六期上編者茅盾揭发一篇《主义与外遇》对于《现代》编者竟出诸谩骂态度，说‘有些文艺杂志的编者还不知道审择稿件，却已在发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创作大纲了……’”。⑥ 《现代》随后更在４卷２期、３期、４期连续刊出文章讨论“批评”及“批评标准”问题，并进一步引发《太白》《文学》等其他刊物的应对发声。这一场论争在当时几乎与“京海之争”同时并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论争背景的存在，苏汶及其后所引发的“第三种人”对“京海之争”的加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他们与左翼之间摩擦的延续。这也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在最初面向“海派”发出批评时并没有具体的指向，但是当这一批评被引入沪上语境后却使左翼有意无意中成为矛头所向的部分原因。

在上文提到的“文人無行”一战中，有一点不得不指出，鲁迅在讽刺曾、张二人时也曾顺带射了另二人杨？人、韩侍桁一“小箭”（见《伪自由书·后记》）。事实上，１９３３年沪上文坛的语境仍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的长达数年的关于“第三种人”论争的延长线上，从１９３１年末胡秋原首提“自由人”问题，到１９３２年７月苏汶以“第三种人”的姿态介入，此后鲁迅、周扬、冯雪峰、瞿秋白等均有发言，持续一年的论战以左联的部分让步和对自身“关门主义”的检讨暂时告歇。但是１９３３年初，杨？人的公开脱党以及所谓“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行动，却又将“第三种人”问题重新点燃，这位鲁迅所称的“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⑦来为自己的尴尬地位辩护的前革命文学家，进一步将论争的级别由原先关于“同路人”问题的探讨上升到了另一程度，见其几篇开炮文章《新儒林外史》《杨？人给鲁迅的公开信》等。而“京海之争”在沪上的后续转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文化列车》第４期上号兵的《〈现代〉与〈文学〉斗争尖锐化》，直接将《文学》与《现代》两刊置于对立阵营，此后，杨？人的《滚出文坛罢，海派！》、杜普牢的《曹聚仁的海派论》、清道夫（林希隽）的《“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聚义的《曹聚仁将成为回力球学者》等，几乎是在与左翼的直接对立中将“海派”问题引向了何家槐丑闻，这也可以视作对左翼之前一系列攻击性活动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