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近代 震旦 流行 民族复兴

“震旦”（梵文，罗马字转写为Ｃīｎａ－ｓｔｈāｎａ①）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东晋时期印度来华高僧帛尸梨蜜多罗的《佛说灌顶经》汉译本。② 其中“ （Ｃīｎａ）”意为“文物、思维、智巧”，③“ （ｓｔｈāｎａ）”则指“地点、位置、住宅、住所”，④二者结合，意为“思维之地”“文物之国”。⑤ 作为舶来词的“震旦”在华流行的前一千五百年间（东晋至清初），基本局限于僧侣、居士的佛学论著中，并未被国人广泛使用。⑥ 然而，清中期以来“震旦”一词逐渐走出佛典，先被西北史地学派用作国名别称，后被晚清趋新人士用作国名代称。民国以后，“震旦”与“雄鸡报晓”“日出东方”等图像元素相结合，被广泛用作企业商标、机构名称和个人名号，一度成为时代流行热词。

陆建德在《词语的政治学》中提出，一则词语的流行“既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① “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外交流日增的现实需求，体现出国人追求复兴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又参与到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昆廷·斯金纳提出“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将文本研究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关注时代核心议题，分析文本对时代议题的介入。② 这一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震旦”一词的流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通过还原“震旦”一词流行的时代背景，分析国人在何种语境下、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震旦”，进而解释其流行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国“震旦”的流行与相关历史进程的关联和互动。

一、逐步走出佛典的“震旦”：中国近代“震旦”一词流行的背景

自东晋至清初，“震旦”或见于周边各国致中国的国书中（如呵罗单国、③中天竺国、④干趛利国、⑤盘盘国⑥致刘宋、萧梁国书），或见于中国僧侣注解经文、阐发佛理的著作中（如唐朝法琳《辩正论》、⑦宋朝法云《翻译名义集》、⑧明朝一如《妙法莲华经科注》、⑨清朝大义《妙法莲华经大成悬谈》），使用范围相当有限。

清中叶以来，随着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有效治理和学界学术兴趣的转移，以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西域及蒙古人文地理为特征的西北史地学派逐渐形成。西北史地学人在考察研究中发现“大清”这一“国号”同域外诸国的“国名”不宜并举，由此产生了对超越历代“国号”的统一“国名”的现实需求。在此背景下，源于印度的古国名“震旦”得到了他们的青睐。南宋高僧志磐在其名著《佛祖统纪》，已明确提出“震旦”作为国名，与周、秦、汉、晋等国号的性质殊异：“同一震旦，而周、秦、汉、晋为号不同”。南朝宋、梁及隋、唐等政权，都曾被周边国家称作“震旦”。有鉴于此，西北史地学人在述及中外交往等内容时，往往使用具有鲜明国名性质的“震旦”，与域外各国国名对举。

作为西北史地学派主要研究对象的西域地区，有着传统中印交通的枢纽要道，体现了两大文明的互动交流，并留下了许多实物遗存。西北史地学人徐松在对莫高窟的实地考察中，全文著录窟前的武周时期《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其中“复有儒童叹凤，生震旦而郁玄云；迦叶犹龙，下阎浮而腾紫气”一句，以“震旦”指称中国，并与“阎浮”对举，显然受《佛说灌顶经》“阎浮界有震旦国”一语影响。徐松故友叶绍本在通观书稿后为《西域水道记》题词作序，以“深入虎鰅威，长驱犀兕散。天西二万里，拓地尽震旦。我皇复嗣服，天戈削僭乱。远徼照重光，捧海浇爝”一段，①歌颂清廷对西域的经营、称赞徐松实地考察的毅力。

西北史地学派“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西域，还包括内外蒙古，有时甚至还涉及到西藏”。② 姚莹《康？纪行》在研究佛教文化昌盛的西藏地区时，往往征引佛典并加以阐发。③ 其“前后藏非天竺”条，引古楼炭经“葱岭以东名震旦”，表示“震旦”一詞“盖西域称中国之名也”；④“四洲四主”条阐发唐代道宣《释迦方志》中的“一洲四主”说，⑤表示“赡部洲中有四主，东人主即震旦，南象主即印度，北马主即蒙古、哈萨克，西宝主即大、小西洋”，表示“天地之性，人为贵。此佛法所以东来震旦，穆哈默德、耶稣之徒亦无不景企中国也”，⑥明确将“震旦”与“中国”作同义使用。

西北史地学人中，徐松、姚莹使“震旦”一词走出佛教论著，走向学术著作；魏源对“震旦”的广泛使用，则使“震旦”一词走出学术著作，走向社会大众。其西北史地名著《圣武记》中，称颂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反映的卓越功勋，文末有“论者谓达摩创法震旦，有一花五叶之谶，至六世果以衣钵启争，故六祖不复传衣钵”之语，⑦以“震旦”称中国。《次韵前出塞》“海环大九州，震旦东隅长……涣汗九万里，荣辱非一强”、⑧《北岳五台看雪行》“盘古之雪都昆仑，峨眉五台乃文孙。各号清凉奠震旦，欲易火宅为宁坤”，⑨皆以“震旦”为中国别称

魏源名著《海国图志》中，更处处可见以“震旦”代称中国之例。其原叙开篇，即揭示西洋列强“教阅三更，地割五竺，鹊巢鸠居，为震旦毒”。在“西南洋五印度”章中，进一步阐释列强殖民南亚、东南亚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此章有“五印度地当震旦西南，以中国偏东形势格之，为丙午丁未方”，“震旦”与“中国”互文；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一语，解释《旧唐书》所载贞观十五年摩伽陀王接待唐朝使者事件。道咸之交，魏源增补《海国图志》至一百卷，其中“释五大洲”部分，有“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佛教则产中印度，与儒教产震旦相等”，瑏瑣在解释“中国”国名的同时，显示出“震旦”“中国”两词可同义替换。

洋务运动后，《海国图志》开始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深刻影响着众多洋务官员和趋新人士。其中王韬、李慈铭、冯桂芬、刘禺生、谭嗣同、张之洞等人，更是在著作中直接引用或讨论《海国图志》。受魏源将“震旦”用作中国别称的影响，他们有时也以“震旦”代称中国。如王韬“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乃欧洲人必曰东来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从震旦得来”；谭嗣同“然群圣之灵，六经之经，震旦之菁英，黄种之娉婷，寄斯焉耳！”而张之洞“隋以前佛书谓之‘震旦’，今西人书籍文字于中国人统谓之曰‘蒙古’……俄国语言呼中国人曰‘契丹’，是为亚洲同种之证。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一段，以“震旦”称“中国”，以“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释“中国”，①显然受魏源“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影响。②

推动“震旦”一词走向大众，使其广泛流传者，除魏源《海国图志》外，还有各类经世文编。贺长龄领衔、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录龚自珍《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像教志序》两篇，③即以“震旦”代称中国。葛士？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收录夏燮《西人教法异同考》，内有“若天方者，值罗马之衰，遂并其东土之西印度诸国。自立一教，有不服者，辄以兵胁之，故始行于葱岭之东西，遂及于震旦之南北”；④收录黄懋材《五印度形势》，内有“印度为佛教所兴，汉唐以来布满天下，可谓盛矣。无何，回教起自天方，渐染葱岭左右，迄今印度之民，皆舍牟尼而拜派罕……所谓慧光照于震旦，而净土反滋他族”，⑤两处“震旦”显指中国。陈忠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收录传教士林乐知《刚克论》，内有“自突厥以达震旦，程工则有势可角，通商则有利可图，觊觎之心，与年俱进。于是印度先折而入于英，缅甸继之；越南旋行而入于法，暹罗继之”；⑥收录刘桢麟《地运趋于亚东论》，内有“且夫欧西之谋国，非有察于五土之迁流，而辨方以向也；非有（于震旦之颓靡，而得时则驾也”。⑦ 两篇文章分析清朝被列强压迫的原因，均以“震旦”指称中国。

由此可见，在西北史地学派和经世学派共同推动下，东晋以来主要存在于佛教论著或外国国书中的“震旦”称谓，逐渐走向社会大众，被广泛用作中国的国名别称。

二、经历意蕴再造的“震旦”：中国近代“震旦”一词流行的表现

“震旦”梵文本义为“思维之地”“文物之国”，带有鲜明的褒义色彩。两晋以来，随着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解读佛经的“格义”现象形成，⑧“震旦”生成“东方日出之地”的别义。《周易·说卦传》本有“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⑨的八卦方位理论，其中“震”卦对应东方。于是初唐高僧法琳在《辩正论》中，引古本《娄炭经》“葱河已东，名为震旦”一句，表示“以日初出，曜于东隅，故称震旦”（《娄炭经》，又名《楼炭经》，现行本无此段内容）；南宋僧人法云径言“琳法师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清代僧人大义更表示“按八卦东方属震……旦者，日出之始也，以此方乃日初出之处……二义和合，故曰震旦”。无论是“思维之地”“文物之国”的梵文本义，还是“东方日出之地”的中文别义，“震旦”都明显带有正面色彩。因此，当“震旦”在清代走出佛教论著、走向社会大众后，被广大国人所接受，得以流行一时。“震旦”一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流行，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东方日出之地”意蘊的延续：晚清时期作为国名的流行。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往日益密切、西学传播愈发广泛，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照中西国家形态后，惊诧地发现中国没有超越朝代国号的，如“英吉利”“法兰西”般的正式国名。① 其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梁启超１９００年所作《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提出，“吾中国有最可怪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