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启超 “灭国新法” 帝国主义 世界大势

中国近代史学科早期的代表人物陈恭禄曾指出：“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①虽然一些海外学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是要具备所谓“中国中心观”，② 但离开了对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的深入考察，离开了对于１９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的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历史现象将难以得到完整而周全的解释。具体到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要想深入分析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政治主张，需要注意到秉持这些主张的人士如何剖析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大势。因为既然外部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变局，那么一种成熟的政治主张，就必然包含着对中国外部形势的剖析与判断。即便是对各种域外思潮皆持反对态度的声音，也是建立在基于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立场来对后者进行判断的前提之上。那种仅从中国内部出发思考未来发展道路的做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其实十分少见，即便有些许遗迹，也已经很难切中时代的基本症结，并很难形成具有动员效应的社会思潮。

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外部认知的进一步深化与加强，与其说体现在洋务运动时期，不如说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学理译介与思想论争中表现得更明显。在这其中，梁启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甲午战争以降，尤其是在庚子事变之后，随着对救亡图存的深入探讨，随着人们以日本为中介获取到更为丰富的关于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的信息，出现了大量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新式报刊，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阅读习惯、思维习惯、写作习惯。在此过程当中，梁启超堪称近代第一批借由新式媒体而扬名士林的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论著基本是以刊登在报刊杂志上为主要亮相方式，所谓“饮冰体”，即用适合于大众宣传的文风和体裁，将最能引起时代共鸣的内容呈现于世人。中国近代史上不少著名人物都提及自己青年时代曾深受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之影响。① 因此，以梁启超在当时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可以见微知著地探析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与外部形势的基本认识，并由此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时代课题，以及这样的时代课题为什么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而在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发表的大量文章里，１９０１年７月至８月间刊登于《清议报》上的《灭国新法论》一文尤具典型意义，这篇文章既是对甲午至戊戌年间中国士阶层对外认识的检讨与扬弃，又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２０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分析中外形势的基本框架。因此，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思考逻辑、理论渊源值得进行详细梳理。

一、《灭国新法论》发表前中国士阶层对于世界大势的总体认知

要想分析《灭国新法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位置与意义，必须先对之前中国士人对于中外形势的主要认知方式进行一番考察。洋务运动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日趋险峻的外部环境，面对次第展开的洋务新政，不少有识之士都开始极尽所能地获取更多关于中国外部的信息，进而探索振衰起微之道。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这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谭嗣同等新一代士人深感忧虑，他们开始投身于各种救亡运动之中，成为之后中国政坛与舆论界的要角。康有为通过“公车上书”，成为备受朝野关注之人，虽然他对于今文经学的大胆解释让不少士人视为离经叛道的“野狐禅”，但他关于变法的主张，以及对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危机的论述，还是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认同。

康有为在对世界形势的认知上，不但深受当时传教士所翻译的著作与主导的报刊影响，而且随着与来华传教士往来越来越密切，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后者的有意引导。在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建议身为地方大员的张之洞迅速与日本谋和，并主张中国应主动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将自己撰写的《中英同盟密稿》交给李鸿章，极力宣扬中国应和英国结盟。而在此前，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创办的报刊上经常刊登美化英国与英国对外政策，丑化长期在远东、中东与近东和英国对抗的俄国，劝说中国与英国结盟的文章。② １８９５年，李提摩太撰写了《新政策》一文，建议中国政府广泛延请西人担任职务，包括聘请他们担任政府顾问，让其负责对外邦交；成立所谓“新政部”，让八人担任总管，其中一半必须是英、美两国人士；聘请西人负责中国修筑铁路的事宜。③也就是在这一年，康有为认识了李提摩太。

正是有着这些因缘，１８９８年，康有为代其弟康广仁撰写了一篇名为《联英策》的文章。在文中他强烈建议清政府应和英国建立联盟关系，并声称英国基于现实利害考量，定会帮助中国对抗俄国等其他列强。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此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英国外交政策的“独到”认知之上：

且历考西故，英真救人之国也。康熙四十一年，以助奥故而攻西班牙；乾隆二十年，以助普故而拒法兰西，连师七年；嘉庆七年，以助意故而拒拿破仑；咸丰三、四、五年以助土耳其故，死士二万，糜饷七千万镑而拒俄；光绪元、二年，助土拒俄，调二十四师船。顿重兵于毛鲁塌岛焉。故英真能出死力以救邻国也，其成案彰彰也！若夫俄则徒闻自辟土以攻人而已，未闻助师以救人者也。故虽以至切近之土耳其，而不敢托以庇焉。此真英、俄之别也。故谓宜联英也。①

必须承认，康有为在这里对俄国的评价是比较到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俄国就是在不断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民众。② 但问题在于，康有为此处对英国的评价，和来华传教士及其中国簇拥者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很明显能看到后者对康有为的巨大影响。据茅海建教授的考订，康有为此处所言的英国对外关系史，大部分皆为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之谈，而“康的这种对英国历史与政治的曲解，显示其对英国扩张史与外交手段的无知，若以此为基础而作清朝外交的战略思考，将是很危险的”。③ 进一步而言，针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当时中国士阶层对于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茅海建教授有着极为中肯而透彻的分析：

由于清朝官员以及知识人不熟悉也不理解近代国际知识及其外交方式，大多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说”来思考外交战略，很容易受英、日某些并不负实际责任的官员鼓吹的影响。许多人由此主张联英、联日，以抗拒德、俄。康有为也是其中的一个。近代世界外交史及此后的中国外交史已经证明，结盟是一极其重大的外交决策，本国需有相应的军事政治實力与外交经验，方可与大国交手；如果没有充分的研究与准备，弱国在“结盟”的名义下东靠西靠，只能一次次地充当列强之间的牺牲品。④

康有为虽然在外交判断上由于受到外国传教士主导的消息来源影响而出现偏差，但从动机上来说，他是充分意识到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并且已对现代国家诸如主权、领土等要素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因此，随着他之后有机会亲眼看到西方列强的实际情况，就很容易真正深入探寻与思考列强的行动逻辑，以及中国如何实现富强。⑤ 与康有为的情况相似，唐才常在戊戌变法前后也相信英国和日本肯定不会坐视中国被其他列强侵略，他们无论是从道义出发，还是从现实考量出发，都会愿意帮助中国。因此他建议中国应和英国与日本结为同盟。他畅想：“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⑥ 对于日本，他称赞“日本志士”向中国传播新学知识，并认为经由日本转手的新学知识不会与中国传统学术发生冲突，因为日本也是奉行儒学的国家。因此他相信日本是在“实心保华”。⑦ 如果对照一下当时英国和日本的对华方针与企图，就能看出唐才常的这番国际视野显得多么一厢情愿。而谭嗣同更是在与好友贝元徵的信里建议将西北大片疆域出售给英、俄两国以筹集国内建设所需经费，这显示出他当时所能获得的关于世界政治的信息颇为稀缺，以至于对１９世纪以来英、俄两国争夺东亚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⑧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近代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而言，要想实现名副其实的政治觉醒，除了要基于时代变局而洞察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当中的症结与缺陷并思考解决之道，更要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形势与列强的行动特征、对中国周边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有确切的认识，避免将由于长期熏染而形成的儒家政治理想投射到列强身上，比如认为后者反而是在实践三代之道，忽视了其热衷于殖民扩张的特征，导致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议论。而要想实现这一点，除了时代的进一步刺激，还需要有一个更为全面了解世界现状的契机。

二、探索“灭国新法”的动因

从甲午至戊戌，梁启超在舆论界声名鹊起。从发表的论著内容来看，他主要聚焦于中国政治与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并且尝试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新的阐释。关于世界形势，他在相关文章里基本并未自外于当时流行于世的各种思潮。比如他认为近代西方的国际法体现了《春秋》之义，是实现大同的契机，是“孔教渐行于地球之征”，①这明显带有极强的“康学”特征。② 而在另一些文章里，他却形成了更为透彻的认识近代世界形势的契机。比如在发表于１８９７年的《论中国之将强》一文里，他认为近代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与它们持续进行的殖民扩张活动关系紧密。③ 虽然他还未能深入认识到后者开展殖民扩张活动的各种手段，但由此出发，无疑已经找到了理解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主要线索。

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不久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开启新的文字生涯。在１９０２年１２月为该报发行一百册撰写的祝辞里，梁启超自言创办该报的主旨之一是“厉国耻”：

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④在这篇祝辞里，他将《灭国新法论》与《亡羊录》《瓜分危言》并列，称这些文章的意义在于“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

所谓“唤东方之顽梦”，除了延续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内外危局的警示与忧患，很可能更与梁启超在１９００年的经历有关。１９００年庚子事变，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统治阶级先是暗于形势，盲目自大，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后又变得奴颜婢膝，为保住自身地位而又一味媚和，而中国也险遭瓜分之祸。在南方，梁启超深度参与了康有为等人策划的勤王之役，但由于保皇会自身组织散漫，以及利用会党的策略漏洞极多，加之筹款困难，康有为等人设想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实现，勤王之役以失败告终。⑥丁文江等人在为梁启超编年谱时就指出，这次失败让梁启超“所受的打击也非常之大”。⑦ 这让他更明确地意识到运用新式媒体来对中国读书人进行政治启蒙宣传的重要性。

而要想更好地做到“陈宇内之大势”，进而“冀同胞之一悟”，就必须先让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增加。在这一点上，东渡日本，面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知识界译介的大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梁启超有了一个绝佳的提升自己对中外形势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的机会。１８９９年，梁启超自《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强调居今之世，欲明新知，一个比较便捷的途径就是广泛阅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者的论著。他指出，既然学习西方语言文字颇费时日，不如就近求其次，把日本学者择取、译介的西洋论著作为了解世界大势的凭藉。因此，他大谈自己如何通过简单地学习日语，进而大量阅读日人著作，感觉自己知识结构为之一新。

在这其中，梁启超尤为重视阅读日本学者译介、著述的历史学、法政学著作。在发表于１９０２年的《东籍月旦》里，梁启超列举了许多日本出版的历史学著作，其中关于晚近历史的著作，梁启超指出：“著最近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竞争之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① 而这些内容恰恰对于他更为全面地认识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势极有助益。而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政论时评，诸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他时常援引同时代日本政治学者的著作。当然，今天的研究表明，在讨论世界大势之时，梁启超所援引的日本学者多属于明治维新以降的国家主义者，如德富苏峰、浮田和民、加藤弘之等。② 客观来讲，这些人虽然鼓吹日本应秉持国家主义立场，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并将帝国主义作为历史进化大势来看待，强调日本若不顺应此大势，则难以在国家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里立足，③但也正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向日本民众介绍世界大势、提醒日本政学两界不能对西方列强的行动方式心存幻想的立场来撰写文章的，因此其论著里对于世界大势的分析，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指关键问题。因此，其國家主义立场是需要批判的，但这些论著对晚近政治现象的描述却有助于让当时知识来源比较匮乏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好地明晰中外大势。比如１９００年《清议报》上刊登了友贺长雄撰写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一文。其中强调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开始，殖民主义成为欧洲列强的普遍行动纲领，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射到非洲与亚洲。④ 相似的，１９００年《清议报》第６１册刊登了一篇名为《英国之帝国主义》的文章，以英国为例，向国人介绍了帝国主义的基本内容。

正是有了这些知识视野，梁启超的《灭国新法论》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发表于１８９９年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里，梁启超就已指出当时的东西列强开始卯足力气展开竞争，在此过程中动员国内各种力量服务于此目的。在此背景下，国民是否具有良好的素质，是国家竞争成败的关键。⑤而在《灭国新法论》里，梁启超秉持相似的立场，强调“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⑥ 他用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提醒国人，既然这是一个各国展开激烈竞争的时代，那么失败的一方就会遭受“灭国”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