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幸福村，我爸有句豪言无人不晓。他坐在我家屋后的靠山石上，夕阳洒下万丈金丝平铺在眼前的大道，路面宽阔又明亮，通向很远的地方。我爸喝了一口金骏眉，转动手里的双层玻璃杯，一眼看到十年后，那句狂言随之脱口而出：等我五十岁生日时，给辛平辛安发个大红包，每人一个房本。当时围坐者五六人，常客毛铁栓抽出一张扑克牌，举过头顶甩上桌，挑着眼角逗他：房本有大小。北京的房本还是太原的房本，或者三越县城的房本？
我爸把一条腿从另一条腿上拿下来，满脸不屑仰起头，双臂抱在胸前往我家后墙靠去。不管那几个人怎么问，只管抿嘴浅笑。
说这话的那年，我爸正是人到四十五，好比出山虎的年纪。我读高二，弟弟辛安比我小两岁，正冲刺中考。那是个春天的黄昏，我爸靠在砖墙上，脊背被硬硬的砖棱硌得生疼，靠了不到一分钟就弹起来。他太瘦了，身上仅有一层薄肉，靠着相当于骨头和砖墙比谁硬，当然不舒服。我爸摸摸被生活的重负累弯的后背，朝灿烂的夕阳慢慢直起腰。
他信口说的这句话很快在村里流传。周末回家，毛铁栓在巷口拦住我和弟弟说：辛平辛安，你爸五十岁生日，给你俩每人一个大红本。当时我妈还在幸福村，听到这句话很生气，抽风一样跑回家，冲坐在圈椅上看电视的我爸吼：“长个豁嘴瞎咧咧。啥话都说那么早。”
“就敢说那么早。”他知道是哪句话，眼球都没转一下。
可我爸做梦也想不到，五十岁生日会是这样。
他躺在县人民医院心脑血管病房302房间，手背上的留置针已经埋了三天，一根输液用的钢管从天花板吊到头顶。我爸手上挂液体，床边挂尿袋，医生刚给他做完心电图。我用毛巾蘸了温水，准备给他洗脸。轻轻喊一声，我爸眼皮微微抖动。又喊了一声，他把头转到另一边。这地方气味跟外面不一样。身体有毛病，连脾气也受感染。我抓住毛巾绕床转过去，哄他：“擦一把脸，一会早点输完液体，拔掉尿管，还要吹生日蜡烛哩。”
“吹狗屁！吹他妈的脚！”他冲天花板愤愤地骂了一句，两滴唾沫溅在脸上，鼻孔呼哧呼哧喷气，被子剧烈起伏。可能意识到这是病房，我爸翘起干裂的嘴唇有口型没声音骂骂咧咧，突然挥舞那只好胳膊，一把拔掉右手上埋的针，液体在针头滴滴答答，钩上的塑料瓶晃得要掉下来。我赶紧叫护士。
我爸的手背冒出了血。
护士给他止住血，说血管划破了，要在另一手上扎针，声音轻柔得能融化一切。可我爸死抱着手臂，跟针头置气：“不输了，死毬了算了。过生日，过个锤子，过个鸭子！”
在这么好的日子，我爸情绪特别激动，扭着身子左探右探，不知在找什么。我赶紧扶他坐起，把枕头垫在他身后，跟护士说缓一会再输液。我爸把脸扭到窗外，背对不愿意看见的一切。一只彩色的蝴蝶飞过来，像突然降临的美好故事，碰了窗台一下，脚跟没站稳就飞走了。
2
夸这么大海口，五十岁生日这天却囚在病床上。重八的筵席，满座的亲朋统统是幻想。我爸生了半天闷气，无奈乖乖躺下，手背贴片创可贴，留置针埋在另一手。他翻着眼睛，上看一滴滴的液体流进身体，脸上裹了一层看不见的塑胶，整个表情迟钝而无助。他的左半个身子不太好使，插上液体只能死死躺着。一般人躺个把小时就腰酸背痛，我爸躺一天一夜都不肯说怂字。他保持同样的姿势，换液体也不挪窝。我伸进手摸摸他的身下，褥子上热气腾腾，皮肤要烫熟似的。
我给他侧过身，握住蘸湿的毛巾给他擦擦。我爸不想让我擦，连说“够了够了”。他比前几年胖多了，后脑勺连着厚实的脊背，脊柱的弯度被肉覆盖，脖子的事都隐了。整个脊背像刮板刮过，成了平整的田。底下一溜赘肉压着白床单，擦一把，赘肉挤到一边。这几年，我爸跟医院攀上了亲戚，隔三差五来一回，家里喝剩的药都能开惠仁堂了。他的血管填满各种药，身体仿佛发了酵，一夜之间长到两百斤。
以前瘦的时候他可壮实着哪。
那时我们村叫辛逢村，五百多口人大部分姓辛，靠种地为生。至今我家墙上还有一张我爸手握镰刀站在麦田的照片，不知谁拍的，但我能理解他盯着黄灿灿的麦田想的什么。四间房的宅基地，我爸只建靠东的一间，小伙伴说我家是鬼子的炮楼，我还哭过呢。全家挤在一间房里，冬天土炕连着锅台，夏天树底下架个炉灶。责任田在最偏远最不齐整的地块，我爸自作聪明地说，好地一亩是一亩，丑地一亩顶一亩二。没钱施肥，一亩二打的粮食跟半亩地差不多。我爸拉一根塑料管从河里引水，平车上拴个水泡子，去县城各学校拉茅粪灌地。二十里路，每天拉一次，田里用不了还卖给村民，三块钱一泡子。别人看见我爸驾车过来老远倒着走，鼻子捏得发了青，但那年夏天我家吃了半个月白面烙饼。我爸终于松了一口气，四仰八叉躺在炕头上美美睡了它一天一夜。他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乌天黑地才回来，这下总算过了瘾。我爸再一次去县城是空水泡子回来的，浑身恶臭，后脑勺少了一片头发，多了一块白纱布。有人抢了他的活，还让他每月交五块钱。那人脾气不好，我爸跟人家讲理，人家却抄起茅勺子敲破他的脑壳。
我爸在村里找了个体面的活，给端阳家煮猪头。端阳老婆在农贸市场卖猪头肉，我爸负責燎毛、清洗和煮熟，每天带一身肉香回家，馋得我和弟弟围着他狠嗅。中秋节端阳老婆送给他一块猪下水。我爸用油布裹紧，放在窗台上等我们放学，竟靠着墙迷迷糊糊睡着了。就这一觉，差点气得他肝出血。该死的花猫把袋子抓了个稀巴烂，正用爪子洗脸。我爸抓起一块石头砸过去，玻璃破了，猫跳上了墙。他踩着鸡窝也上了墙，可他哪里跑得过猫，猫又上了房。我爸站上房顶，猫已经没影了，他搬起瓦片一片一片朝猫逃去的方向砸了一通。后来遇到雨天，那里总是漏雨。
那些年，除去拉茅粪煮猪头，我爸还干过很多营生，去山里炸石头、烧石灰、去河里挖沙，租一条破船往对岸渡人。他不敢停歇，实在太困了狠狠眨几眼。回家靠在装玉米穗子的麻袋上，有时靠在墙角，有时趴在餐桌，随便歪在哪里迷瞪一下就算睡觉。我还记得他醒来时，眼角挂着黄拉拉的眼屎比一粒黍米还大。我妈把他按到床上，劝他好好睡一觉，他瞪着眼睛骂人：睡个鸭子。美美睡上一觉，醒来好事全黄了。一米八的他，瘦得像一根弯腰的高粱秆，还是不肯睡个安稳觉。后来南岗子坡引入节水灌溉工程，我爸和我妈又做起了大棚蔬菜，栽了绿莹莹的芹菜、黄瓜和韭菜，大冬天里面比夏天还热。我爸一筐一筐扛上三轮车，蹬到批发市场。他的后背终于弯了，一走路脑袋像高粱穗子一点一点的。
3
世事谁能说得准呢？
那年春末，辛逢村沸腾了。背靠太行山的县城发展受限，政府决定成立河西开发区。县城跨河西迁，我家偏远的责任田都在征收范围，工作组来家里两次，我爸才签了字。几亩地的大棚被征收了，赔青和补偿款让我爸呆了半天。他反复搓自己手臂，搓得发了白又发了红，双手哆嗦得像颤抖的小鸟，像在老师面前犯错的学生，像捡到不义之财的人，卑微地说自己只想看看现金。人家笑着说钱放在卡里，去银行你想取多少取多少，我爸不相信薄薄的卡片能放那么多钱，马上骑摩托车，带了个大布兜子，到最近的振兴路银行取了十万块钱，抱紧在怀里左右看看，确定没人跟踪他抢他的钱，这才心跳加快地回到家。他关上大门，拉紧窗帘，提起布兜两角，把一捆钱哗地倒在床上，呆呆看了半天，然后仰天大叫：“他哥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