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自从我开始写诗以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写作进行的，我想象不出不写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您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您是个有紧迫感与饥饿感的诗人，所以您的勤奋有目共睹。那么，您会刻意去训练自己的写作吗？又是如何强化自己的？无论是回望还是期冀，无论是困惑还是喜悦，谈谈您的写作脉络与追求吧。

杨铁军：从大学开始写诗不久，我就有反对趣味的志向，对一切文人趣味和习气保持警惕，和朋友互相勉励，不要玩物丧志，不要沉溺于自身或者任何外部的对象。这种自我要求从一开始的自觉意识，逐渐演变成一种“峻刻”的内在需求，最后也许成了一种自我束缚了吧。

到了最近一些年，我对此有所反思，甚至半开玩笑地和朋友们说，要是从年轻的时候就练练字，甚至搞搞收藏就好了，培养一些“无聊”的趣味，以遣“有聊”之人生。但我的追求已经是“骰子一掷”，虽然还不知道结果，对自己来说，尚有可为之处，但在“上帝”的眼里，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大学时候住六人宿舍，几乎每天晚上熄灯之后，我都点上蜡烛，手里握着笔，眼前是一张白纸，似乎诗句随时就会降临，必须记录下来。但往往好几天，甚至几个月，都一无所获。我聆听到的声音太不可靠，完全不在我的把握之中。所以，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生怕自己错过。一旦把握到了，写下来，如果成立的话，往往都是在一种出神状态下的偶然，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认识能力。现在看来，那些诗并没有什么不能把握的东西，但也确有一种现在的我写不出的味道。

这种焦虑一直伴随着我，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好几年都没写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完了。但是最后也都走了出来。大约2008年的时候吧，这种焦虑有所缓解，我觉得自己肯定还可以写下去，慢慢地，这种焦虑成了隐痛，躲在角落里，继续给我压迫，但是我在写作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免于焦虑的“自由”。

编者：我注意到，生命的意识或者历史的主题，在您的诗歌中频繁出现。也看到您擅长从错综而无垠的时空中，不断打捞那个微小的“个人”。那么，您如何看待时空之于您个人写作的影响？在不停地迁徙中，写作因而也发生了什么？

杨铁军：我的诗是从一颗种子、一朵花开始的，我最早的诗之一，就是关于一朵蔷薇，开头两句是：

“你这朵独自开放的蔷薇，

难道不知你只嗅到自己的芳香？”

结尾是：

“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撑起一朵蔷薇，

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块孤独的内核。”

我以为我这些年来已经开阔太多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还是时时都落脚于这个原初的开端。

我不信任“趣味”，更不信任“宏大叙事”，大多数浮于表面的那些东西，在我看来都很可疑。一个诉诸方便法门，向着既有思维的套路上去靠拢，而得来的诗学，对我来说，不啻偷懒取巧，是我做不来的。但是时下这种诗，说实话，特别多。

我始终觉得个人的感悟和经验是一个诗人最坚实的基础。不要绕圈子，应该当下得来，不要“直把杭州作汴州”。当然，我也并不是没有另一个角度上的自觉，所以我的那个“我”好像总是处于一个历史中，是一个快要崩塌的、需要赎救的形象，这个也许就是我的问题意识吧。

编者：在异国他乡那么多年，想必有太多点点滴滴，仍会如烟霞萦绕，仍会如孤鹰盘旋。对您而言，那段往事是什么？它对您如今、以后、一生的写作，会有怎样的触动、消弭、改变？

杨铁军：我是1995年去美国上学的，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