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图书馆建立于一九○○年，到今天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算不上悠久。但是，一个地方的公共图书馆，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地标，而从事公共图书馆管理的那些先生，他们的学识厚度、思想境界、人品高度，直接影响这个图书馆的事业发展。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已经日薄西山，但是，民族的文化事业却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看到教育文化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必能新学术，新学术必改科举、设学堂、建藏书楼。”（汪康年语）也有人提出，培养人才有三件事要做：办学校、开报馆、创办图书馆。在这一背景，一九○○年杭州藏书楼建立，一九○三年改名为浙江藏书楼，一九○九年浙江藏书楼和浙江官书局合并，名称改为浙江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发展为浙江图书馆以后，地方政府对这个新生事物十分重视，由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兼任督办，提学使相当于现在分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督办相当于现在的馆长。由副省级领导兼管图书馆，体现出对图书馆地位、作用的高度认知。当时的“副省长”是名义上的“馆长”。

辛亥革命前后，浙江省政府開始聘请名人、学者到杭州西湖主政浙江图书馆。其中辛亥革命以后最早主政浙江图书馆的一位先生，是湖州人钱恂（1853-1927）。虽然钱先生在浙江图书馆馆长位置上的时间只有九个月，但却声誉卓著，为浙江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不少名垂青史的贡献。

钱恂出身于清末湖州的名门望族，是钱稻荪的父亲、钱三强的伯父，和弟弟钱玄同年纪相差三十多岁，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钱恂生于一八五三年，很早就出道，受到清朝重臣薛福成、张之洞的器重。一八八九年，钱恂受薛福成之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存书。一八九○年他以直隶候补县丞的身份，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钱恂协助张之洞办洋务，一八九三年以盐运使衔分省补用知府，出任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协助总办蔡锡勇聘请教师、制定章程、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管理师生、编订教材、组织教学等，为自强学堂的发展不遗余力。蔡锡勇去世后，由钱恂全面负责自强学堂的工作。后来，钱恂又出使荷兰、意大利等地。

一九○九年钱恂回国时已年过半百，是国内著名的外交家，成为家乡湖州的骄傲。一九一○年钱恂先生回家乡湖州暂住。此时，湖州府中学堂的校长沈谱琴恭请钱恂到湖州府中学堂代理“校长”一个月，以激励家乡学子。当时沈雁冰（茅盾）正在这个中学读书，所以他晚年还能够清晰地记得，钱恂先生非常认真，代理校长后，亲自到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还指出什么地方讲错了，尤其是英语教师的课，钱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其讲错的地方。他还让弟弟钱玄同代国文课，让儿子钱稻荪代英文课。后来，钱先生还亲自给茅盾他们这些中学生上作文课：“钱老先生来到我们班上，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茅盾在课堂上写了一篇作文，钱恂先生的评语是：“是将来能为文者。”阅人无数的钱恂先生，从中学生沈雁冰的作文里，看到了未来的文学家！当时的中学生茅盾看到钱先生的评语，激动不已，愈加努力。星期天，茅盾他们这些学生，专门相约到钱恂先生的临时住处游玩，受到钱先生的欢迎，钱先生给这些学生看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杂志、画册，开阔他们的眼界，给茅盾留下了深刻印象。

辛亥革命后，浙江地方政府请钱恂出任浙江图书馆总理，后改为馆长。浙江图书馆自此才有“馆长”之名。钱恂到浙江图书馆上任后，就和夫人单士厘一起检查隔壁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编写文澜阁缺书目录。当时他看到杭州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潮湿，不利于珍藏《四库全书》，于是派人将文澜阁边上的墙打通，将《四库全书》移到一墙之隔的“红楼”珍藏，为《四库全书》找个安全的新家。

钱恂先生此举，在当时的杭州引起轩然大波。因为“红楼”是当时杭州西湖边一个非常高雅的场所，曾经是为招待德国皇太子来杭州时之用而建造的，后来成为杭州达官贵人宴会作乐的场所；辛亥革命后，依然是杭州的官吏、军政要人趋之若鹜的地方。现在钱恂将“红楼”作为《四库全书》的栖身之所，自然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向省议会告状，议会让教育司（当时浙江图书馆的主管单位）说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教育司是沈钧儒在负责，沈钧儒也没有办法，只好找张宗祥先生过来商量，请张宗祥去一趟图书馆了解情况。于是，张宗祥一个人跑到西湖孤山路浙江图书馆。钱恂先生一见到张宗祥，就拉着张宗祥到“红楼”看《四库全书》。张宗祥发现“红楼”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四库全书》，整理得非常有条理。张宗祥告诉钱恂先生：“今天来就是为了了解这座房子的使用情况，能不能请钱先生写个材料给教育司？”钱恂先生二话不说：“好，现在就写，请你带回去。”于是，钱恂先生关于“红楼”的使用情况和建议，被送到了省教育司。沈钧儒在省有关会议上通报了“红楼”的使用情况，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既然钱恂先生在“红楼”办了这么一件好事，后来，省政府就决定将这座“红楼”建筑正式划给浙江图书馆，作为浙江图书馆的馆舍。

钱恂先生不光为《四库全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还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为浙江图书馆争取到一座“红楼”。这座“红楼”现在依然在为浙江图书馆服务，是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一部分。

钱恂先生在浙江图书馆的短短几个月里，还为浙江图书馆制定了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章程，这是浙江有图书馆名称之后的第一部章程，其意义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