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宜用对读法，即将两篇或多篇看似不相干的文本比较阅读，相互参证，方能见出太史公的文心微旨。古人于此，多有抉发。如黄震云：“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赵汸亦云：“《货殖传》当与《平准书》参看。《平准书》是讥人臣横敛以佐人主之欲，《货殖传》是讥人主好货，使四方皆变其俗趋利。”都是看到了不同文本之间那种相互触发、呼应的效果。准此以读《游侠列传》，则首先要与《儒林列传》对读，其次当与《酷吏列传》等比较阅读，可以见出汉武帝时代天下正义操于一手，而民间正义仅仅从权力黑幕的罅隙中露出一鳞半爪而已。

一

《游侠列传》纯用对照法谋篇布局。一是儒、侠对照，清人牛运震以为“儒”“侠”二字为《游侠列传》之眼目，可谓别具只眼。《游侠列传》开篇即云：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韩非子把儒、侠视为社会上的五种扰乱社会秩序的蛀虫，是要去除的对象，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二者地位有了云泥之别，儒已渐渐成为社会进身之阶，而游侠则面临着扫灭净尽的命运。司马迁提到的儒有两类：一类是“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的当世大儒，其代表人物是本传最后部分出场的公孙弘以及缘饰儒术的张汤等人；一类是季次、原宪这种“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的闾巷之儒。对于前者，作者认为本就没什么可说的，实际上司马迁是把他們放在《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中言说了；对于“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了四百多年还被弟子铭记的后者，太史公的态度有些复杂，一方面称颂，一方面又加上了一句：“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或许正是这句话，让班固得出了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的结论。

如何理解这几句话的真实意图，是理解司马迁文心的关键之一。郑瑗评曰：“观是数语，太史公浅陋，大率如此。”大概还是与班氏父子同一鼻孔出气。而秦观对班氏父子不以为然，“闾里至愚极陋”之人也不会如此持论，何况是司马迁这样的博洽高才呢？那一定是“有见而发、有激而云”。牛运震也认为这句话是反语，“正为自己写照，满腔不合时宜处，借此发抒以自见”。日人泷川资言亦云：“史公固非恶拘学之士、尚荣名之徒者，盖故反言以悚动人听也。班固不得其意，则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误矣。”其言甚是。但是结合“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的表述，司马迁对于原宪这一类拘曲小儒还是持批评态度的，所以《仲尼弟子列传》论赞有“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之语。原宪、公皙哀们的品格非不高，致力于自身道德的完善，不仕无道，在财富官高的子贡面前有其道德优越性，但是在救人急困方面不能跟游侠相提并论。司马迁崇尚力、气与德行，重视事功与荣名，但并非道德至上主义者，并不掩饰对那些“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之人的厌恶。他心中的文化英雄是孔子，但他的弟子以及后世儒者都无法达到孔子的高度。到了汉武帝时代，公孙弘、张汤之流打着儒家的名号，行其逢迎谄谀之道，根本不是司马迁心中的真正儒者。这是司马迁关于儒的基本态度。至于《游侠列传》中的侠，也分两种，一是贵族之侠，一是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而此传的焦点是后者。布衣之侠没有贵族之侠的财富和权势，所作所为也未必尽合于所谓“正义”，却能够济人急困，即便做了“存亡死生”的大事，依然“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市道交”盛行的时代代表了另一种道德范型。在司马迁的心里，布衣之侠要高于当世大儒和闾巷之儒。

其次，《游侠列传》写一段贤豪，则插叙几句暴豪作为映照，形成贤豪与暴豪之间的对照。贤豪如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而暴豪之流则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所以司马迁主张不能把朱家、郭解这样的贤豪与暴豪之徒视作同类。在本传的叙述中，作者写上一段贤豪，然后轻飘飘地再来上一段关于暴豪的闲笔。如叙罢汉初朱家、剧孟之后，作者写道：“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据《酷吏列传》，济南瞷氏宗人强横豪滑，地方官不能制，应该属于暴豪之类，其他人应当以此类推。在郭解传后，也有关于暴豪的说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这些人属于地方豪强，行如盗跖，势焰熏天，与布衣之侠凭一己之力为人解纷分忧、存亡死生者根本不同，并不像后世史家所说的那样不易区分。

第三层对照，是侯门仁义与游侠仁义的对比。司马迁云：“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仁义的解释权发生了变化，不是掌握在民间，而是掌握在官方知识分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