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影迷群体到电影学界对库布里克及其作品长期以来的讨论中，库布里克作为犹太人的族裔身份，相较于波兰斯基、斯皮尔伯格这些作品中犹太印记明显可见的导演而言，则甚少为人所提及。推究个中原因，首先，库布里克的完成作品中没有一部是明确地以犹太人历史经验或相关事件为题材的影片，甚至其中从未出现过确定族裔身份的犹太人角色。

据编剧弗雷德里克·拉斐尔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在《大开眼戒》剧本创作期间，库布里克还曾主动要求他省略掉原著小说中表明主要人物犹太背景的内容；此外，库布里克也极少公开谈及自己的家族成员和成长经历，乃至在拉斐尔的回忆中，“（库布里克）曾经说过他并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他只是恰巧拥有一对犹太裔父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库布里克影片几乎全部是对他人文学作品的改编，其十三部长片中有十一部来自改编，而原作的作家身份和故事背景又变动不居，这也就在试图发现其影片中“犹太性”的论者面前更增加了一重迷障。

然而近年来，随着伦敦艺术大学“库布里克档案”的逐步公开，人们也开始注意到：犹太人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特质对库布里克的影响所在，并非全然无迹可寻，而是以碎片、阙文之类“尘埃”与“踪迹”的形态，闪现于库布里克创作观形成和实践的过程之中。档案资料中显示，库布里克曾考虑改编路易斯·贝格利的大屠杀题材小说《战时谎言》。电影学者彼得·克莱默也以相关档案为根据指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库布里克阅读了大量涉及大屠杀的著作、文献，并且在《奇爱博士》等影片筹备阶段的笔记中多处提及。此外，内森·艾布拉姆斯的研究则聚焦于库布里克在《斯巴达克斯》《洛丽塔》等片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制造的“犹太时刻”。

史称“纽约文人”（New York Intellectuals）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成名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纽约，其中以欧文·豪、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德怀特·麦克唐纳等犹太裔批评家、作家和学者为主干成员，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新共和》《党派评论》《评论》《文汇》《异议》和《纽约书评》等杂志。关于这一群体在思想和创作上的相近特征，欧文·豪曾作如下概括，“他们喜好对意识形态相关话题的深入思考；他们的文学评论中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强烈关注；他们陶醉于辩论；有意识地力求‘见识非凡’；此外，或是先天又或是后天渗透的意义上，他们是犹太人”。作为移民环境中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如豪所说，他们“不再以对犹太性记忆的追溯、乡愁抑或恨意来定义自己”“我们的犹太性也许并无明确的信仰或是国族意义上的内容”，在豪看来，维系“纽约文人”群体身份的，更可能是一种“松散的文化－政治上的共同倾向”。可以说，与其将“纽约文人”的“犹太性”看作本质论视角下民族意识的“复归”，不如说“成为犹太人”反而催生了他们对包括犹太文化本身在内的传统或权威话语保持疏离和质疑的“少数”立场。而库布里克也正是在“纽约文人”兴起、活跃于其间的四十至五十年代，开始受到这一群体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融入了电影创作的选材取向等多个方面。

受制于当时常青藤盟校限制犹太裔学生比例的配额招生制，在二战前后的美国，犹太学生往往只能选择进入纽约城市大学这样被称为“穷人的哈佛”之类的学校，这些学生中也包括了库布里克，以及后来成为“纽约文人”主要成员的厄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等人。此后，库布里克又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他所参与的主要课程也是由特里林、马克·范·多伦等第一代“纽约文人”所讲授的。一九四八年，库布里克更是安家在了“纽约文人”的集聚中心—格林尼治村，在此他阅读和观看了大量先锋派和左翼文化色彩突出的文学、哲学著作和影片。“纽约文人”代表人物之一麦克唐纳曾如此回忆他与库布里克的交谈经历，“我与最有才华的一名年轻导演—库布里克—一同度过了有趣的三个小时，我们讨论了怀特海、卡夫卡、波将金号、禅宗、西方文化的没落，以及除了宗教信仰或感官生活之类极端状态之外其他生活方式的价值所在；这是一场典型的纽约式谈话”。而“纽约文人”指向对资本主义媚俗文化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质疑，及其由此不断得到强化的少数视角和身份，也在库布里克从影生涯的关注视野和创作实践中收到了更为幽微而持久的回响。

在《卡夫卡—走向少數文学》一书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卡夫卡作为布拉格犹太人的德语写作视为“少数文学”的典例。在他们看来，少数实践（艺术、文学、语言）有潜力动摇某一社会的多数声音所拥有的种种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