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色河流》是作家鲁敏的最新小说，出版于二○二二年三月。在这部厚达六百余页的小说里，鲁敏成功地塑造了民营企业家、前特稿记者、富二代、遗孤等人物形象，向我们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父子之间、夫妻之间、财富与人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书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作者在叙事中熔铸了自己对写作本身的深入思索。

小说第四章“一物静，万物生”有个细节，颇耐人寻味。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谢老师，曾是位充满激情与理想的记者，一支墨笔安天下。然而，原初炽热的理想，终究被现实打败了。离开报社的谢老师，成为企业家穆有衡（人称“有总”）的“军师”，负责处理企业危机公关乃至家庭纠纷等大小事务，与提笔安天下的记者不可同日而语。

二十多年来，谢老师时时在搜集有总的相关资料，要写一部有总的传记，披露其发家致富的黑暗史，以期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其实，他是在“卧底”。谢老师之所以离开记者的岗位，与有总当年用金钱对他进行“封杀”有关。可面对着日益丰富的素材库，谢老师却发现自己无从下笔。在与后辈伟正讨论时，受到这位时代弄潮儿的指点：

“你不要搞非虚构了，去掉‘非’，你直接虚构，直接编故事。”

“回头我发几个比较成功的戏剧结构模板给你，都有大数据的，精确到播放流量的峰值峰谷，像导师您这水平，一瞅就明白了。”

在伟正的眼中，谢老师为写作所做的准备几乎成为无用功，有总这位“土老板”的经历与隐秘根本不具备书写的价值。写作应该模板化、媚俗化，真诚非但不必要，而且还妨碍赚大钱。这些振振有词的说法还真让谢老师有些动心，于是将“虚构的非虚构”作为自己的“写作思路之四”。

令人莞尔的场景，还在后头：在为有总守灵的长夜中，王桑夫妻、保姆肖姨、河山等人纷纷在这部准备中的作品里追寻与安排自己的命运。尤其是肖姨：“会写到我以前是最年轻的车间主任吗？估计你啊，只会写我下岗女工做钟点工对不对。”让人读到平凡人的尊严与骄傲，感动之余，又不免有点心酸。文字所记录的，总是成功者的业绩，作为普通人往往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湮没于平凡或失败之中。

将人视为人，而非工具，想要认知这个常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多数时候，我们无法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剖析自己。我们乐意分享自己的高光与荣耀，却怯于承认自己的脆弱与阴暗。尽管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但如果不借助工具或他者，我们根本无法省察自身，更不能认识自己乃至确立自我。

将写作视为省察自我、确立自我的途径，是作家的写作动机之一。从《金色河流》中所表露的态度来看，鲁敏对此有所怀疑。谢老师数次转变写作思路，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叙述技术问题，实质上是呈现了当下文学现场泥沙俱下的现象。在商业化写作大行其道之时，一篇无根的虚构故事，可能大获成功。平台（小说、视频等网络平台）借助大数据优势，向作家和编剧定制符合流行趋势的故事，以牟取最大效益。因此，真诚的关怀不再是写作的驱动力，戏剧化的故事与激烈的冲突才是财富密码。而这，并不是一个作家所能阻挡的趋势，连有野心与追求的作家，亦不免“有点动心”。我们当然不能将鲁敏等同于书中的谢老师，但我相信谢老师在写作上遭遇的困惑，一定程度上亦是作家心境的某种写照。

谢老师选择的写作体裁，乃是贵在真实的传记，初心亦是揭露某种人性之黑暗，剖视时代的横切面。谢老师穷尽二十年，搜集了一切与有总相关的资料。然而，当资料越来越丰富，谢老师却越难下笔。他是迷失在如山一般的资料中了吗？当然不是，而是这些资料揭示的有总并不是单一的扁平的人物，而是一个丰富的复杂人性。伟正的虚构建议，固然提供了一种叙事路径，可以重新定义有总的形象，读者其实并不在意有总的形象是否真实，而是在意“土老板”的形象是否符合认知。

既然有“虚构的非虚构”，那么必然也有“非虚构的虚构”。罗伯特·弗尔福德在《叙事的胜利》一书中谈及索尔·贝娄的经典小说《赫索格》背后的原型故事—贝娄的第二任妻子萨沙与他的好友杰克·路德维格偷情，贝娄察觉后，当下怒不可遏地写信给好友：“萨沙的故事之所以让我感兴趣，部分原因是我对影射小说非常着迷，其中‘真实的’人物会以虚构的形式出现。”阎连科喜欢将现实中的人物，置入虚构的小说中。如在小说《速求共眠》中，知名作家阎连科成为小说中的人物，连带着顾长卫、蒋方舟等人亦“粉墨登场”，成为“非虚构中的虚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