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皓：马嘶你好，在你的诗中刻画了许多关于城市与乡村小镇交错的生活，就像人生的A面与B面，在城市化进程的洪流下，能否请你谈谈从乡村到城市，你詩歌创作的起点与历程？

马嘶：梳理我近三年的诗歌时，发现不自觉地形成了三个主题方向，一是“精神的对话”，二是日常的“现实性”，三是“情感与记忆”。那么“情感与记忆”的主题可以视为我生命角色与时空转换源源不断的书写，它包含了成长、故乡和亲人。

我是2001年因读书来到成都，之前在老家做了三年乡村教师。初中毕业前，处在阅读的荒漠，除课本外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籍。但就在那时，我喜欢上了写诗，一个人偷偷写，和自己说话，写了后放在睡席下的稻草里。但又不得不承认，就是在那样贫瘠、寂寥的乡村，我逐渐建立起了辽阔且细微的世界认知，一切教育和师承来自家传祖训、农事劳作、自然万物，以及“民间《聊斋》”、族群争斗、生老病死，虽是一方落后封闭的水土，但它有着自己的敬畏、谦卑和洁净，与飞禽走兽和花鸟虫鱼产生了链接，这让我的成长拥有了一个金色的底子，受益一生，也是我文学的起点和最初的源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是来成都后，读到了很多好书，汇入新的思潮，结交认识了一帮五湖四海的诗歌兄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幸运的是，我的故乡还在，年少枕卧的大地山川还在，追过的白云和仰望过的星空还在。

任皓：你的诗歌中，大部分是以“我”第一人称作为代入，而身体是“我”最直接的痛感，歌德说“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在你诗中呈现出的“疼痛感”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请问你怎么看待诗歌介入现实？

马嘶：每个时代的诗人都在介入现实和处理现实，这是一种诗写传统。诗人应该对自身和身处的环境时刻保持“现实感”的敏锐，并在诗中承担起某种事态或命运的走向，最终让它成为一种“精神现实”，而不是新闻式的描摹、立场表达和高蹈的抒情，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诗歌是对精神和现实世界做最简练而恰当的暗示”。

我在现实中，现实予我以痛。“我”只不过借身体这个道具写了出来，也借用流水、天空、枯枝、雀鸟等，让它们替我，呼吸一会儿。诗人的痛感来自良知、悲悯与共情，也来自质疑、批判与反省。但大多数时候，我希望贴地而行，不仅写广阔的时代，也写日常生活的微声，写那些真实的悲欢和空洞的奇观，写出一些群体和人生的无力感、溃败感，写命运之灰和被人遗忘的不起眼的事物。现实是由无数声音汇聚而成的，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我们也要让现实在诗中及物、发声，要有赤子之心，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要写出此现实。相比沉重的现实和肉身，诗歌中的“轻逸”一直为我所推崇，我一直认为我生活的天府之国，就有一种“轻”，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面罩、金杖、神树、人首鸟身像，代表着古蜀大地上自古以来逍遥的、自在的、神秘的“轻逸”气质。

任皓：你的诗歌不论在语言还是在意境上，既承袭了中国诗歌的古典主义传统，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性意识，似乎形成了你诗歌的辨识度，请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风格？

马嘶：记得《巴黎评论》有篇斯奈德的访谈，问他“你在中国诗歌里找到了什么？”斯奈德是这样回答的：

“世俗生活的特色，对历史的参与，对神学体系、煞费苦心的象征主义和隐喻的规避，友爱精神，对工作的开放态度，当然，还有对自然的敏感……西方人的传统是象征的、神学的和神话的，而中国人的传统反而是更加——我们是否可以说——更加现代，因为它是世俗的，把焦点放在了历史或自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