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2月14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这是“农业强国”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2022年我国农业克服疫情灾情影响再获丰收，粮食产量已是连续第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同时，我们应当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明显的短板仍然在“三农”，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农村。

劳动力和人口因素是当前我国统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又要立足我国实践，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符合农民群众愿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农村经营体制的最优解，在解放农村生产力特别是在解决城乡居民吃饭问题方面成效显著。但是，农户承包地切割细碎，经营规模过小，加之多数乡村集体经济被削弱或解体，服务化体系不健全，有“包”无“统”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很快就暴露出来，农民的增产增收潜力不大，伴随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三农”问题凸显。

现代农业是商品经济，要求种植科学化、作业机械化、管理信息化、产品标准化，这一切都要以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为前提。因此，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同时一再延长土地承包期，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条底线，目的就是为了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政府还提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产经营服务，党的十九大以来进一步提出要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一些地方农忙季节缺人手问题越来越突出、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农户兼业化副业化越来越普遍，“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日益成为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非常快，1979-2010年32年间共转移22697万人，年均转移709万人；2011年以来速度有所放缓，截至2018年8年间共转移4613万人，年均转移577万人。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指出中国四分之三的农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同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覆盖17省、自治区，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同样显示，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四分之一的村庄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就从此脱离了农业，家里的农田就交给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打理；后来青壮年妇女也陆续转移出去，从事农耕的以家里的老人为主。

从全国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看，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分布中，51岁及以上的比重从1996年的18.1%上升到2006年的32.5%，到2016年仅55岁及以上的比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达到33.6%。1996年35岁及以下的比重占了半数以上为53.8%，20年后降到不足19.2%，到2020年这一比重更是降到了13.6%。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较为严重，而且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加速。农民工的年龄构成变化，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加大。据调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2005年还只有28.6岁，10年后就提高到39岁，2021年达到41.7岁，同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就占到了27.3%。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以2016年为例，农民工与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未上过学的分别占1%、6.4%，小学文化程度分别占13.2%、37%，初中文化程度分别占59.4%、48.4%，高中文化程度分别占17%、7.1%，大专及以上分别占9.4%、1.2%，前者显著优于后者。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低质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背后是农村人口的日趋老龄化。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但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