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拉美国家 左翼政府 第二波执政 不平等 中拉关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21世纪初，拉丁美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现象，即在整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这股浪潮始于1998年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选举中获胜，随后在智利、阿根廷、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巴拉圭、海地等国家获得选举胜利。如果包括古巴，到2010年已经有13个拉美国家被视为左翼政府。尽管这些政府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由于多种因素，诸如美国新一轮干预、2014年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急剧下跌、右翼采取新的政治攻势、一些国家的政治腐败等，这一波左翼浪潮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破裂，从2009年针对洪都拉斯时任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的政变起，右翼政府纷纷在选举中获得胜利。

但是，正当人们以为拉美左翼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到失败、“向左转”已经结束的时候，拉美出人意料的又开始了第二波的“向左转”，转折点是2018年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赢得了选举，随后，阿根廷（2019年）、玻利维亚（2020年）、秘鲁（2021年）、智利（2022年）、洪都拉斯（2021年）、哥伦比亚（2022年）、巴西（2023年）等国左翼相继执政。再加上长期一直由左翼执政的委内瑞拉（2018年马杜罗连任）、尼加拉瓜（2021年奧尔特加连任）和古巴等国家，到2023年1月，该地区左翼国家约占地区总面积的90%、人口总数的90%，呈现出了范围广、规模大的特点。

拉美国家第二波左翼政府上台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拉美第一波左翼执政现象刚刚消退不久，很快又出现了第二波左翼执政，这种情况看似意外，但仔细分析发现并非偶然，而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选举政治恢复常态为左右翼交替执政创造了条件。作为一种地区现象，拉美政党左右翼轮流执政的“钟摆现象”是在21世纪出现的。在此之前的20世纪，“钟摆现象”更多地表现在专制和民主周期的更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只有3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军人政权或独裁政权①。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拉美经历了民主化浪潮，到2000年完成了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的过渡，实现了选举民主制度，权力交替走向了正常化。但在1998年之前，除了古巴政府之外，新上台的政府是清一色的右翼。不过，民主化转型也为后来左翼政府群体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第一波左翼政府正是利用了多数选民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满，以及美国对拉美选举民主制度的“认可”且不再加以干涉的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左”与“右”，只限于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区分的左翼与右翼，并且左翼政府也是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而言，即根据当时的拉美现实提出来的划分“左”与“右”的标准，而非根据某种传统的左派标准来划分的。通常情况下，右翼主张市场配置资源，推崇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认为选举型民主是政治自由的标准；左翼则坚持国家干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认为民主的含义更为广泛，包括公民的社会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等。这两种主张在拉美国家均有市场和吸引力。在经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的右翼政府的短暂统治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逆转，再次出现左翼回潮的局面，这与“政治周期”因素不无关联，因为选民有思变的心理，作为对局势不满的结果，希望出现新的政治交替便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

疫情和全球通货膨胀促成转机。2020年和2021年，疫情在拉美国家大面积蔓延，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物资匮乏，医疗体系面临崩溃。有的国家甚至出现尸体被遗弃在街头以及无休止地排队获取氧气的场面。因受疫情的巨大冲击，2020年拉美经济衰退高达7%，其中秘鲁经济衰退达11.1%，阿根廷经济衰退达9.9%，墨西哥经济衰退达8.2%，哥伦比亚经济衰退达7%，智利经济衰退达6%，巴西经济衰退达0.39%，创下了20世纪以来的最差纪录②。在社会领域，失业率快速增长，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贫困率升至33%，赤贫率升至13%，退回到10多年前的水平，大量中等收入群体滑向贫困。③由于需求被疫情抑制，通胀早已开始抬头，疫情也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财政资源耗尽，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了世界燃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更加重了拉美的通货膨胀。结果造成拉美失业、通胀、贫困交织在一起，社会治安也不断恶化。疫情刺激了人们对公共政策的需求，疫情的控制与国家医疗能力乃至整体的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此时，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缩小国家作用，限制社会权利的主张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在疫情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拉美的选民选择放弃右翼执政党，转而支持增加社会支出承诺的左翼候选人。

不平等与社会排斥的加剧增加了左翼的话语力。拉美是世界上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18世纪70年代以来，它的高度不平等一直持续至今，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左右，巴西甚至一度达到0.6以上。除了基尼系数之外，拉美的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中小学入学率较低，教育质量较差，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所占的比率较高，有权享有法律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人口所占的比例较低等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拉美不平等推向了新的高峰，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1.2%，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基尼系数在0.51以上④。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左翼政府增加了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粮食等方面的社会支出，使数千万人成功地摆脱了贫困，整个地区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2下降到2018年的0.46⑤，贫困率从2002年的45.4%降至2014年的27.8%，同期极端贫困率从12.2%降至7.8%，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更容易唤起选民对第一波左翼执政时期的良好回忆，人们希望第二波左翼执政能够成为第一波左翼政权的延续。民众怀抱的都是一些很现实的希望，如他们的孩子能否在附近一所提供基本服务和优质教育的公立学校上学，他们可否在生病之后享有免费医疗和一流的护理，他们能否在进入老年后以他们的工作来保证体面的养老金。而左翼候选人为不平等和贫困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更好地”分配财富，具体包括更多的税收改革、更多的法规，他们经常严厉评判富人财富、私营公司，并质疑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成为“公正”话语的代言人，并不断更新“公正”话语的表达。这些表达对中下层选民很有吸引力。

右翼政府的治理危机迫使民众做出新的选择。左翼政府的上台与右翼政府的治理困境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墨西哥，如果没有国家行动党政府的失败（2000年-2012年）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令人失望的回归（2012年-2018年），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胜利就无法解释，洛佩斯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遭到失败，但正是由于前几届政府未能有效控制毒品暴力以及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政府的腐败，洛佩斯才在2018年的第三次竞选中获得了成功。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下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疫情管理的不负责任，同时，在其任内，亚马孙雨林遭到了创纪录的破坏，贫困人口增加了3300万。相反，作为他竞选对手的卢拉在之前的总统任期内，大约使2900万巴西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⑥在阿根廷，如果没有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的经济失败，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和基什内尔主义的回归同样无法解释。由于社会不平等、贫困、普遍腐败，有组织犯罪的增加，法治环境遭到破坏，“我们在拉美看到的是人们投票反对当权者”，有拉美学者指出：“这是对现有政府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