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图通过巨额行贿逃避查处。”

近日被提起公诉的宁波市委原常委、鄞州区委原书记褚银良，被指控多方对抗组织审查，除上述行为外，还授意他人伪造证据。

近两年，贪官面对组织，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种，主动投案，且人数越来越多，其中有些人因此依法获得从轻处理，治腐效能得到充分彰显。一种，在面对组织审查时，费尽心机，千方百计搞对抗，给审查制造障碍，而最终照样认罪服法。在后者的通报中，往往会强调其曾“对抗组织审查”，既传递了组织审查的力度和决心，也是对后来者的警示。

对抗组织审查的常见手段

涉嫌腐败的领导干部，对抗组织审查，根据常见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在证据证人上做手脚

在证人方面，与行贿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是多数被调查官员的常见操作。

曾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高卫东，被指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高卫东两次与商人姚某某串供，按照姚某某之前交代的内容，照本向组织交代问题，而隐瞒其他巨额受贿事实。他还多次与商人“球友”串供，试图隐瞒打高尔夫从未支付费用问题。

在证物方面，大多为转移、藏匿受贿财物，伪造或销毁证据，也有“狠人”，直接销毁受贿财物，此种多妄图制造“查无实据”。

湖南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感到要被调查，提前清点了家中财物，一些外币怕讲不清来源，就和妻子秘密烧掉。

2022年9月，云南省體育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洪正华被查出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除串供、伪造证据、提供虚假情况外，还曾打探、窃取检举控告材料。

对调查人员“下手”

面对组织调查，有些问题官员态度不端正，甚至恐吓威胁或拉拢腐蚀调查人员。

2016年5月，广东省委巡视组第九组组长王晓超透露，在潮州受到威胁，“说钱搞不定有女人，女人搞不定用刀。”

福建莆田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陈峻青，就曾被调查对象直接威胁：“别把事办绝了，你家的住址，我们都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抬抬手算了。”

从公开报道上看，问题官员在接受调查时，嚣张态势和不体面的干扰行为，多见于十九大之前。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这类对抗组织的背后“小动作”更倾向于隐蔽，多见于行贿办案人员打探案情、“求放过”。

因截留口罩被免的曾任大理市委原书记的高志宏，双开通报中显示，除了职务犯罪问题外，还“为谋求减轻处分，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