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指令，有时也不那么好使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1月7日进占遵义，到1月19日开始撤离，中央红军除先头部队外，其他各部没有行军，没有作战，安安心心在遵义地区休整了12天。

遵义位于乌江北岸，乌江像一道弧线，从遵义城的南边到东边划过。1月2日到6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7日占领遵义。前面的国民党黔军闻风而逃，后面的国民党“追剿”军停止了追击，被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国民党“追剿”军专为追堵中央红军长征而组建，下辖两个兵团，由湖南省主席何键任总司令。此时，第一兵团湘军刘建绪部半数在湘西“围剿”红2、6军团，半数在黔东裹足不前；第二兵团中央军薛岳部则在贵州镇远与中央红军稍有接触后，马走西南，直奔贵阳，任由中央红军挥师西北，渡过乌江前往遵义。

是湘军不愿远离本土，因此放弃追击吗？要知道，1936年追击红2、6军团时，刘建绪亲率湘军一直追到云南大理，直到红军渡过金沙江。

是蒋介石企图控制西南地方军阀，授意中央军进驻贵阳暂停追击吗？就目前披露的史料看，中央红军抢渡乌江进驻遵义期间，蒋介石不仅没有发出过此类指令，相反还多次电令薛岳迅速渡过乌江，跟踪追击，以求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长江南岸。

梳理一下历史：

1935年1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抢渡乌江。

1月5日，蒋介石发布“歌卯电令”，下令何键“指挥其主力（所部二十团以上）及薛（岳）总指挥两部，应跟踪穷追，协同防堵军，务期于乌江南岸消灭该匪”。

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

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同日，薛岳率部进驻贵阳。

1月9日，中共中央进驻遵义。同日，何键下令：“第二兵团全部及第一兵团之一部，节节尾匪穷迫追剿，务使匪无喘息余暇，并阻断贺（龙）、萧（克）股匪之联系。”

1月10日，蒋介石电令何键第一兵团“以有力部队向黔东追剿”，“第二兵团薛（岳）总指挥及贵州剿匪军王（家烈）总指挥，向北追剿，务在川、黔边境，消灭匪军”。

1月12日，蒋介石下令第一兵团4个师“速渡乌江追剿”，第二兵团薛岳“迅率所部渡过乌江，连（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

1月13日，蒋介石电告薛岳：“遵义应即规复，稍缓恐更难图。”

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二局根据破译的敌军电报，确认薛岳“兵团各部皆位于乌江南岸，毫无对我军追击迹象”。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同日，何键下令湘军两个师“先行肃清乌江以东之匪，相机渡过乌江西岸”，下令薛岳兵团由指定地点渡过乌江，“向遵义、绥阳之线，蹑匪穷追”。

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开始北上，国民党“追剿”军两个兵团仍在乌江对岸徘徊。

当天，蒋介石下达新的“围剿”计划，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于川江南岸地区而聚歼”，命令“追剿”军第一兵团“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限期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尔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

……

命令归命令，行动归行动，蒋介石的指令，有时也不那么好使。

对于蒋介石令湘军在黔东的4个师“速渡乌江追剿”，何键虚与委蛇，先是打了个对折，只下令湘军两个师“相机渡过乌江西岸”，后干脆将两个师“抽调回湘协剿”红2、6军团，余下两个师驻守黔东“防贺、萧西窜与朱毛联合”，坚决不过乌江。

或为保存实力，或为坐收渔利，薛岳的中央军自追击以来一直跟在中央红军侧后，行动缓慢。当沿途与中央红军频繁交战的湘军转身他顾时，第二兵团若“蹑匪穷追”，势必孤军出战中央红军，这显然不是薛岳的选择。

于是，薛岳一面向蒋介石提出“目前各路友军尚未集结到位”，此时“若以偏师由黔出动，徒促匪入泸（今四川泸州）、叙（叙永，今四川宜宾）间地区，将增整个剿匪军事困难”，一面继续按兵不动，直到2月5日才下令部队开过乌江。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红2、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攻城略地，迫使湘军抽调追堵中央红军的大部兵力回身应对，失去友军挡枪的国民党中央军因此暂停追击，从而给中共打开12天安全窗口，使中国革命完成了历史转折。

好比二马拉车，勒住了一匹马，另一匹岂肯独自负重前行？

西征黔东，红2、6军团胜利会师

让我们从头看一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红6军团西征，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6军团是1933年6月在湘赣苏区成立的。湘赣苏区位于湘东、赣西两省相邻的部分地区，与东边的中央苏区隔赣江相望。

1933年秋，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和湘赣等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底，中央苏区重要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在苏区内部粉碎敌军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到湘、川地区。

7月23日，紅6军团接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2军团取（得）联络”。

中革军委的意图是：由红6军团先行探路，找到红2军团，联手打开局面，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建立落脚点。

接到训令后，红6军团立刻开始准备，部队由6830人补充到9750人。8月7日，中央代表任弼时与萧克、王震等率红6军团从江西遂川地域向西突围，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多道碉堡封锁线，于8月11日进到湖南桂东的寨前圩，跳出了敌军包围圈。

8月12日，红6军团在寨前圩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当夜，部队继续向西行进，于23日抵达湖南零陵湘江岸边，准备西渡。后因江面太宽，且对岸沿江有敌军把守，渡江未果。

随后，红6军团计划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黄沙河渡过湘江，再次因敌军已有准备而放弃。

9月初，红6军团进入广西境内。4日，红6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从广西全县、兴安之间渡过湘江。这段江面，正是后来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之处。

之后，红6军团进入湘南，下一目标是北上湘中建立根据地，但敌军已在北面布下重兵。

9月8日，中革军委电令红6军团，转向西行进入贵州，然后沿湘、贵边境北上：“规定沿湘、贵边的前进路线如下：即（湖南）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并与红2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

红6军团此行，实际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实兵推演。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每天的行动路线、到达地点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并要求红6军团“严令在任何情况必须每日简单明了的电告作战情况”。

9月20日，中革军委来电告知：“据尚未证实的情报，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我们的前进路线，特确定：由现地域经清江、青溪、思县（1930年改名岑巩）到达省溪（今贵州万山特区）、铜仁、江口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