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然而令后人遗憾的是，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可靠的肖像存世。常见的秦皇、汉武的画像皆属后人臆造，唐人所绘的唐太宗的画像，也早已湮没不存，我们只能从“重大历史题材绘画”性质的《步辇图》中略窥其相貌之仿佛。而宋代则没有这样的遗憾，因为宋太祖留下了数幅真正以写真、写貌为创作目的的肖像画。“御容”“御像”“御真”“神御”等词，是宋代形成的一套专属于皇帝肖像的新政治术语。其核心意涵是指以皇帝的真实肖像为基础制作的画像和塑像，当然有时也兼及皇后以及一些因为追尊而拥有了帝号的神仙。不过，大部分时候，提到御容或神御，宋人所指的还是皇帝的肖像制品。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留下了丰富的皇帝肖像画作的朝代。宋代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有宋人自己绘制的身着常服，正襟危坐而又十分写实的标准像，并从此开启了元、明、清三代皇帝御容画像的先河。

宋代在中国古代人物肖像绘画艺术中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继往开来的地位，绝非偶然，更非艺术史本身所能理解。虽然，帝王肖像崇拜可能从君主制诞生之时就已出现，但宋代的御容崇拜可以说是帝王个人崇拜和皇权神圣性打造的一个忽焉难察的新阶段。宋代政治生活中大量运用皇帝肖像参与到内政、外交、军事的各种互动之中，使它成为宋代社会的一个政治必需品。围绕宋代皇帝的御容崇拜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散落在史料之中，我的新书《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对此尝试着做了尽可能巨细无遗的汇集。可惜出于想要暂时逃离枯燥的学术写作的自我放纵，拙著的着眼点与发力处都在于讲好御容故事，不免在关于御容崇拜与宋代政治的交互关系上留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帝王肖像在宋代御容崇拜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凝结成一幅幅政治肖像，同时也创造出了宋代独特的基于皇帝相貌开展的新型皇权政治。

从抽象的神威到真实的威仪

帝王之相，无论是之于帝王本人，还是王朝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神圣资源。“隆准龙颜”，自汉代以来便是正史与野史里屡见不鲜的套话，更是正史《本纪》开篇必不可缺的词句。不过，宋代以前，关于皇帝的相貌，皇帝自己以及世人更关心的还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抽象神威。不管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汉书》卷一《高帝纪》）的刘邦，还是“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刘秀，史家都在长相上为他们大开了天生异相的滤镜。这些描写中，皇帝们真实相貌的信息，反倒屈指可数。

为了契合这种帝王异相的想象，后世画家们所绘的秦皇汉武的画像，也都往往是胡须浓密，眼角细长，额头突起，鼻梁高挺。有些画像因为过于追求天子的非凡形象，不但与皇帝本人的真实相貌毫无关系，有时甚至扭曲夸张得都不似一张真实的人脸。于肖像画的写真而言，的确离题万里。相比于相由心生以及天生异相等神圣性的获取方式，皇帝相貌的真实性，在宋代以前似乎不太让人在意，肖与不肖，不在外表，而在圣心。即使有时候需要标榜真实，也是从心而不从相。传为唐初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依靠高超的艺术造诣，再现了从汉到隋的十三位皇帝的风姿神采，画家依据历史上这些皇帝的行事与性情，创造了他们各自的相貌特点，使得他们的面容不但栩栩如生，更是在神似这个意义上高度展现了艺术的真实。不过，这种真实，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真实，与宋代御容所追求的写真、写貌，大异其趣。

元丰八年（一0八五）三月五日，神宗崩逝，哲宗继位。当月二十一日，“上御迎阳门听政，见百官，瞻大行皇帝像于集英殿。宰臣等及文臣御史、武臣横行以上，以次升殿举哭，尽哀而退”。由新君带着朝中重臣瞻仰先帝的遗像，是宋代国丧期间的一项重要仪式，这也是哲宗当上皇帝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可惜的是，这次瞻仰神宗遗像的活动，办得有点不尽如人意。两个多月后的六月一日，哲宗下诏，让群臣“再观大行皇帝画像于集英殿，以前像未肖故也”（《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六十）。因为画得不够像，神宗的遗像瞻仰，竟然搞了两次。

有意思的是，哲宗死后，君臣上下也对哲宗遗像的肖与不肖，十分关心。元符三年（一一00）正月十二日，哲宗崩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朝中不少大臣都费尽心思地搜罗“画得像”的哲宗御容。当年四月二十三日，主持樞密院工作的曾布在其日记《曾公遗录》中记录了一件趣事，当时宰相章惇，“以林子中（林希）令画工邱立画得大行御容，乞进入”，并说：“臣等昨见御药院所传，殊未似。”这时徽宗说：“蔡京进一本来，亦不似。若及得五六分，亦且得。”显然宋朝君臣对于御容画像是否接近皇帝本人的真实相貌，还是有些执念的。

其实，这种把皇帝的肖像画运用到国葬中的做法，早在太宗驾崩时就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