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夏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德国人已经享受了三十多年盛世太平，很少有人想到，德国皇帝、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这几个表亲之间的“兄弟之战”会发展成一场四年之久的世界大战，将文雅安逸的欧洲市民时代永远终结。
此时，另一场兄弟之战也正拉开帷幕。这一年的八月七日，作家托马斯·曼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同为作家的亨利希·曼，表示十分担忧欧洲的未来，但也对乱世有所期待：“真是完全没想到能够经历这样的大事件，我们不该心存感激吗？我主要感觉十分好奇—而且得承认，我还对德国这个受人憎恨的国家，这个面临着各种决定命运之事、难以揣摩的国家怀有深切的同情。”两周之后，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托马斯·曼兴奋地表示，大战为他一九一三年开始创作的《魔山》提供了合适的结局：小说角色代表十九、二十世纪欧洲各种精神理念，互相对峙，唯有战争才能打破这一僵局。
托马斯·曼并不是唯一一位为战争欢欣鼓舞的德国作家。战争狂喜席卷了几乎整个德国思想界。自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浪漫派运动以来，德国知识分子不断追寻的是通往内心的精神道路，尤其在高度集权的威廉二世时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既没有参与政治讨论的习惯，也鲜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大多从熟悉的形而上学视角关注战争，相信战争允诺满足他们的深层次需求，即以行动摆脱充斥着世纪之交人们精神世界的倦怠感，用张扬的现实填补唯美主义的精神黑洞，以新时代的英雄主义神话满足开蒙者对浪漫的需求，颓废的时代希望通过战争获得新生。
少数几位和平主义者的声音被淹没在响亮的赞歌中。其中最重要的德国反战者正是亨利希·曼，他早年的小说《在懒人乐园里》（一九00）、《垃圾教授》（一九0五）、《小城》（一九0九）要么讽刺威廉时代的颓废气息和暴君专制，要么赞颂民主，一九一四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臣仆》讽刺极权主义，战时甚至无法出版。可以想象，当弟弟托马斯于九月十八日另一封致兄长信中直接赞美“伟大、高尚甚至庄严的德意志人民战争”时，亨利希有多么震惊。他相信，托马斯的言论是对他本人的挑衅，弟弟有意让战争成为宣泄兄弟矛盾的契机，借此让双方在理念上决一死战。亨利希没有回复托马斯的这封信，随后的数年内，兄弟二人再无通信。
亨利希· 曼对弟弟政治动机的揣测并非空穴来风。始于一九一四年的兄弟之战不是这对文坛兄弟第一次在理念上产生分歧。亨利希生于一八七一年，比托马斯大四岁，在一九00年之前就成了德语文坛举足轻重的著名作家。托马斯在哥哥的引领下走上文学之路，但两人的创作风格大相徑庭。托马斯用现实主义风格描摹现实细节，却只是借用外界原型的外壳，为笔下的形象注入灵魂（beseelen），叙述自己的主观世界，让读者根据小说的整体结构自行解读带有主观色彩的深层次含义。亨利希和弟弟正好相反，他关注外部世界的种种现实问题，但轻视现实主义风格，更愿意用风格化的语言挖掘人物和事件背后的内容。托马斯的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九0一）把作者对颓废时代的亲身体验演绎为一个富裕市民家族缓慢的衰亡，几代人生命力的衰退换来的是愈发高雅细腻的精神。亨利希的长篇小说《在懒人乐园里》则没有《布》那严肃怅然的色彩，用低俗歌舞剧式轻松刻薄的语调戳穿了前者呈现的精美假象，把现实世界充满兽性的斗争展现给读者，书写物欲横流、蛮横跋扈、没有道德感的现代人。
一九0一年之前，亨利希·曼无疑是家里的“文学君主”，托马斯对哥哥甚至有些嫉妒。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出版改变了这一切。一九0三年，《布》再版后引起轰动，托马斯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托尼奥·克勒格尔》等新作也得到出色反响，此时的他已经成了比亨利希更为成功的作家，两人的关系也逐渐改变。一九0三年十二月五日，托马斯针对亨利希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狩猎爱情》写了一封语调尖锐的信，称自己一度仰望哥哥严谨且具文化气息的文字，其中的矜持迥异于媚俗的“现代”，但如今，为了追求文字效果，亨利希背离了本性中德意志式的典雅，《狩》中满是“歪歪扭扭的戏谑话，粗野、花哨、草率、造作的东西，亵渎真实和人性，又扮鬼脸又翻跟头，毫不体面，拼命折腾读者的兴味”。
《狩猎爱情》并非托马斯·曼口中艳俗的娱乐文学，他对哥哥进行严厉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道出自己对艺术家与大众关系的看法，明确自己的创作准则。正如《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角色托马斯对兄弟克里斯蒂安所说：“我已经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了……因为我不想成为你这样的人。”托马斯·曼需要塑造出一个放纵、浮夸、远离现实的唯美主义者形象，以便确立自己与之对立的形象：一位冷静克制的市民艺术家，具有崇高的艺术追求，不求煽动大众情绪，只希望自己的书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他对亨利希的指责挪用自尼采对以瓦格纳歌剧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的批判：现代艺术家并非出于激情而创作，而是为了制造轰动，精打细算地调动各种感官符号，操控角色的命运，人为制造出一个具有表演性质的虚假世界。而托马斯·曼对艺术家职责有着更为严肃的定义：他不想要站在虚空之中操控人心的现代艺术，认为自己仍然在冷酷的精神和愚昧的生活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寻求一条兼顾两者的道路，希望用文学作品书写德意志民族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