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九月，柴德赓发表《章实斋与汪容甫》一文。十一月十四日，柴德赓到北京医院探视病中住院的陈垣。面对前来探病的得意门生，陈垣最关心的竟是爱徒刚刚发表的文章，“殷殷问予《章实斋与汪容甫》文写法”（《柴德赓日记》，待出版。下凡不注出处，均引自此）。陈垣何以殷殷关切这样一篇文章呢？这要从陈门的传统说起。

首都博物馆馆藏《汪容甫临〈怀仁集圣教序〉》，是清代学者汪中临摹王羲之的手卷，原由陈垣珍藏，后捐赠给首都博物馆。这件手卷的特别之处在其尾跋：“昔柴、启、周、余，人称‘陈门四翰林’，今柴、启、周三人皆有题词，独阙余，盖余逊让之也。一九六六年五月 受业刘乃和。”尾跋中出现的陈门四翰林，即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和余逊。陈垣出题，让自己最喜欢的四“翰林”在自己最钟爱的藏品上题跋（余逊由于身体抱恙，未题跋），由刘乃和代己书之，一幅手卷，汇聚了陈门一众精英，成一时学林佳话。

陈垣爱好收藏清代学者墨迹，他如此珍视汪中手迹，源于其与汪中学术上的志同道合。陈垣的史学路径，早年以赵翼为师，曾有“百年史学赵瓯北，千载诗名陆剑南”这样的诗句，他熟读《廿二史劄记》，学习赵翼研究如何校史，如何论史。后来，陈垣治学志趣发生转变，开始学钱大昕。陈垣学钱大昕，不只是学他的治学方法，而且全面模仿，陈乐素对其父的这一治学特点有形象的概括：“钱氏因不满于《元史》的陋略，有志重修，但仅有《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和《元诗纪事》，全书未竟成。陈垣同志既重钱大昕的考据学，而专攻元史，也不能说不是受钱氏的影响与启发。试看钱作《四史朔闰表》，陈垣同志有《二十四史朔闰表》；钱作（古今文人）《疑年录》，陈垣同志有《释氏疑年录》，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吧！”（陈乐素：《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见《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二00六年版）

汪中和钱大昕是乾嘉朴学中吴派学者的中坚，与阮元一道率先打出“实事求是”的大旗，汪中治学，正如王引之所称赞“先生于六经子史及词章金石之学，罔不综览，乃博考三代典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识议超卓，论者谓唐以下所未有”（《述学》）。他与钱大昕治学路径相同，关系密切，所以汪中虽“生平多谐谑，凌轹时辈，人以故短之。然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未尝不极口推崇”（阮元：《淮海英灵集》）。爱屋及乌，陈垣转向钱大昕，对钱大昕所在意的汪中也心生向往，柴德赓在《汪容甫临〈怀仁集圣教序〉》尾跋中这段话似可说明此点：“以为容甫本湖海憔悴之士，居扬州繁华之都，不乐与市侩、俗吏为伍，舍孤高自赏以相抵拒，其将何以终朝夕邪。然容甫生平与人龃龉，亦已多矣。……余观钱竹汀慎于交友，其《潜研堂集》中未齿及实斋姓名，顾时引容甫之言以为重，竹汀岂无所见而云然哉。”

陈垣似乎没有专篇研究汪中，但在一封致汪中同乡的信中，他不经意间就展示了对汪中学术的精熟。陈垣在致厉鼎煃（江苏仪征人）信中说：“间尝阅贵乡先辈汪君《述学》，有《荀卿子》《贾谊年表》，知汪君对年代亦颇注意。然今本《述学》年历多误，殊不可解。”在指出了《述学》中汪中几处年代错误后，陈垣接着说：“凡此皆显而易见者，若细加考证，误当不止此。汪君近在百数十年，《述学》卷帙无多，付印时又经刘端临、李申耆诸老审定，今重刊小字本且附有校勘记，然上列诸点全未校出，幸文献具在，故可确知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