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本科”，很多人都会想到四载大学光阴以及由此获得的高等教育学历。众所周知，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不过，“本科”一词却并非舶来品，而是早在传统科举社会便已出现，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涵。

唐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典》中谈到开元后期曾短暂恢复秀才科时说：“其时以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管见所及，这是较早使用“本科”一词的文献记载，此处使用“本科”是为了突出秀才科只“试方略策五条”的考选方式。分科举人是隋唐科举创制的一大特点，杜佑所言“本科”之“科”即为科目之意。

唐代科举考生参加相应科目考试，然后由礼部张榜公布各科目考试结果，所考即所得，并无特别强调本科的必要，因而“本科”一词在唐代并不常见。但时至宋代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科名的获得在形式上需要由皇帝御赐，而且逐渐形成等级化序列，如我们所熟知的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另一方面，皇帝也更为频繁地将科名赐予科举落第者以及一些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由此还形成了专取落第举子的特奏名制度。借鉴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关于品位与职位的定义，我们或可将宋代科举制度的这种变化称为科名的品位化。而伴随着科名的品位化演变，“本科”作为强调科目专业性（相当于官阶制度中的职位色彩）的符号也就在宋人世界中被反复申述。

宋神宗熙宁四年（一0七一）采纳王安石建议，改革科举，简化科目，只设进士一科。在此之前，北宋贡举科目大体可以分为进士与诸科两类，诸科包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目。进士科在声誉与任官资格方面都要优于其他科目，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一般也是单独考试进士。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宋会要辑稿》所录关于这一时期皇帝赏赐殿试通过者科名的记载，往往将赐进士及第、出身单列，而诸科则言赐本科及第、出身，这里的“本科”乃是以一种简便高效的方式指代不同中试者所学、所考科目。

如果“本科”在宋代仅仅是作为一种简化表达，倒也无甚特殊关注的必要，但它实际上关涉宋代科举文化的核心内容。我曾在《文柄自决：唐宋间“赐进士”考论》一文中论及宋代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赐某人科名时会考虑获赐者本身的特点，其表征之一即为特赐科名中“赐本科出身”“赐同本科出身”表述的出现。诸如樊知古“尝举进士不第……言江南可取状，以求进用，太祖令送学士院试，赐本科及第”（《宋史·樊知古传》）；咸平二年“赐隰州进士杨尹本科及第，仍附春榜，尹上疏言边防事，召试舍人院，中第，命之”（《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一）；景德三年“赐进士李仲翊本科出身。仲翊，（李）煜之后，献文，召试而有是命”（《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