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刚入研究生院不久，就听说了王树人先生的大名。我学逻辑，喜欢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几个同学很快就熟悉起来，从他们那里听说了王先生。那时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室人才济济，招生的是贺麟、王玖兴、管士滨等人，都是老先生。王先生属于比较年轻的，没有招生，但他是室主任，负责一些具体事情。这事还与洪汉鼎有关。洪是五十年代进北大哲学系的老大学生，比王先生高一届，由于“反右”，他遭遇坎坷，再次恢复学籍后就比王先生低了。洪考上贺麟先生的研究生，成为我们研究生同学。好像两三个月后洪要求提前毕业，还登报热闹了一下。同学们对他议论较多，尤其是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同学。从他们那里我听说，洪入学之后惹王先生生气了。他们生动的讲述使我有了对王先生的第一个印象：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学者。

第一次见王先生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季或一九七九年春季，我们到社科院哲学所听贺先生做学术报告：在社科院一号楼最西边的会议室，人很多，我在靠窗的地方站着听的，王先生就坐在我的身前。贺先生大名鼎鼎，他翻译的《小逻辑》蜚声学界，那一次却讲中国哲学。我们慕名而来，不禁感到奇怪，怎么不讲西方哲学、不讲黑格尔呢？王先生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嘀咕和诧异，微笑着说：这是西餐吃腻了，改吃中餐！王先生的话加深了我对王先生的印象。坦白说，贺先生的学术报告我只听过这一次，却一句也没有记住，唯一留下记忆的就是会议室的场景，还有就是王先生这句话：一字不落，字字珠玑。

研究生毕业留哲学所以后，我和留在西方哲学史室的宋祖良、顾伟铭、周晓亮、程志民等学兄来往很多，和王先生来往也多起来。我觉得王先生大气、睿智，又很幽默，还同有留学德国的背景和经历，所以很愿意向他请教。王先生诲人不倦，一些教导发人深省，使我受益难忘。

一九九四年起我有幸参加商务印书馆召开的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我是小年轻，认识了学界许多知名前辈。机会难得，我就跑到王先生房间聊天。我向他请教：为什么人们说清华哲学系是做哲学研究的，北大哲学系是做哲学史研究的？王先生给我讲述了其中的原因和他的看法，他的结论令人吃惊：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做哲学研究的，最多也就是做一些翻译，介绍一下别人的东西。更令我吃惊的是他对西哲史室我辈同仁一一点评：某人是搞政治的，某人是学中文的，某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做哲学的，某人至今也没有学会哲学思维的方式……王先生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娓娓道来，那个场景和他的话却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一览众山小。在王先生看来，许多人不懂哲学，也不是在做哲学，甚至压根儿就不是做哲学的料。对号入座是常人心理，我当时还问了一句，那我也不是学哲学的啊？！王先生说，你不一样。王先生的话使我感到震撼：我明白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那些同学，在老一辈学者眼中的形象，我大概也是同样，王先生只是给我留些面子而已。我忽然对哲学有了一种神圣感。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这种神圣感就是对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的认识。

王先生很早就建议我不要只学逻辑，应该学习西方哲学。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因为我和王先生接触比较多，常会请教一些问题，他的教导也是有针对性的。我一直学习西方哲学，虽然不能说是由于王先生等西哲史室老师的教诲，至少与他（们）的鼓励和督促是分不开的。哲学所推崇金岳霖贺麟传统，逻辑室和西哲史室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与科哲室也关系密切，该室梁存秀、李惠国先生是逻辑室的常客，我和邱仁宗、金吾仑等先生也来往甚密）。由于金先生的巨大影响，所里都认为逻辑室的人是做逻辑的，王先生能够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显示出他的学术观念，也反映出他对我的了解和关心。后来王先生还对我说，你现在西方哲学做得不错，也应该研究一下中国哲学。他觉得中国的哲学家还是应该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做出一些成绩和贡献。他还以张祥龙为例，说明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可以做出成绩的。西方哲学我是一直研究的，中国哲学虽有涉猎，却没有深入研究。王先生的教导，有的我听了，有的我没有听。我觉得，如果我对老师百依百顺，王先生大概就不会看得上我了。

王先生早年研究黑格尔，我读过他的著作《思辨哲学新探—黑格尔哲学体系研究》，读过他主编的相关研究文集。后来他转向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先是出了《传统智慧再发现》（一九九六），后又出版了《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二00五，以下简称“《象思维》”）。这两本书得到王先生的惠赠，我也认真拜读并学习。前一本书是王先生和夫人喻柏林老师合著，关于汉字和汉语言方面的讨论多一些，后一本书则完全是从表意文字的特点出发，围绕“象”字谈论一种思维方式，一種中国思想文化中独特的、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我读过许多，特别是比较认真地读过冯友兰的哲学史和李泽厚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