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家》中，当高觉慧站在他祖父——那个书中象征着黑暗封建旧家族势力的高老太爷面前时，这个深受新思想洗礼的进步青年觉得他面前躺着的是“一代人的代表”，他们两代人永远不会互相了解，他们的谈话没有一次像“祖父与孙儿”的谈话，他们没有一次不像“两个敌人”，这是近代中国家庭革命极具象征性的一幕，也是深刻影响了之后几代知识人对于传统家庭想象和认知的启蒙时刻。但当近代中国激进革命的狂潮逐渐退却之后，历史被剥离掉了为革命话语塑造的习以为常的“旧貌”，露出被遮蔽掉的需要重新同情之理解的“新颜”，以观照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赵妍杰的著作《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细致勾勒了从甲午战后到北伐之前，作为社会基石的家庭怎样一步步在读书人的眼中沦为需要被革命乃至被废除的对象，“家庭革命”的话语在历史不同的场域中同世界、国家、社会和个人虚虚实实地纠缠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在中西竞争的语境下，重置个人与家庭、国家与天下关系的一种尝试”，但其中叠加的想象与误解也让家庭革命在中西古今之间呈现出近代中国的特异性。

诚如赵妍杰所说：“近代中国家庭革命的特殊性在于不少读书人在抽象层面反思作为社会制度的家庭的存废问题。”家庭革命的言说起于晚清，甲午庚子的惨败令“家国天下”的体系断裂，家成为现实中的国和理想中的天下的对立物，一方面有亡国灭种之感的趋新士人认为家是为国效忠的阻碍物，因而掀起“为国破家”的言说；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在西学东渐中与西方的各种无政府主义合流，构想出一个去私废家的大同之世来作为对各私其家的小康之世的超越。此外，家国天下的体系，也勾连着个人修齐治平的意义网络，因此前者的破裂，同时“是一种个人的解放”，传统家庭内父子、兄弟、夫妻的权威等级秩序与责任伦理“因其对内在的自我心理和情绪生活的漠视”，被树为虚伪的典型和压抑的意象而遭到无情的抨击。以觉醒自命的新青年将家庭视为急于逃离的桎梏，力图重新建构日用伦常间的价值观念。新的伦常是以爱情为核心的婚姻自主理念，正如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中所说：“新青年们将情感抬升为个人身份与社会生活的支柱，他们不能接受夫妻双方没有感情经验的联系。”从情感出发，家庭革命改变着婚姻伦理并“围绕着婚姻制度的各个方面展开”。因此代际关系被冲击、夫妻关系被挑战、婚姻的不确定性增强，并让部分新青年脱离了旧式生活轨迹得以重新定义自我。包办婚姻被反对，纳妾被废除，旧式的婚礼被改变，片面的贞操被否定，结婚、离婚乃至再婚的自由被用法律固定下来，这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家庭革命建设性的内容，在本书中分别以专门的章节来论述其理念和在当时情境下的复杂性，并力图复现出那些因失语而被屏蔽掉的“旧式妻子”与“旧式家庭”等悲惨而扭曲的背影。

但伦理变革影响之深广远超最初理性的预见，旧伦理中仅想脱离的家庭“经济关系”“名分关系”而不是“情感关系”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新道德里“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也南辕北辙。旧式家庭不仅成为罪恶的渊薮，更在被负面形象所标记的退却中让一些家庭革命者进一步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理性建构一个人人脱离家庭只在社会中成长的那种无私忘我且绝对平等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夫妇自由离合，父子形同陌路，国家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照顾每一个个体，这样挑战人性的构想在实践中往往带着改造人性的强制力，而“道德化的目的也将残酷的手段合理化了”，于是我們看到在本书没有涉及的下一个时代，家庭革命将幻化为“革命家庭”，即家庭生活的全面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