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上帝视角，早在每个农民把种子埋入土地的时候，来年全国能产出多少粮食和蔬菜—其中多少是番茄、玉米，多少是菜心、西瓜—就已确定。但农户们必须等到种出的农作物上市，看到因供需行情的实际变化而出现的大涨或大跌，才知道前一年的播种是否押对了“赛道”。

可是，上帝并不存在，于是在农业现代化道路起步之初，以市场为导向，就很难避免陷入一种周期性“赌局”：产品时而稀缺，时而过剩，踩对节奏需要运气。

即便有此普遍困境，对于中国很多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县镇来说，一场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农业的工业化转型势在必行。某种意义上，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减少产业运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依靠优质、稳定的标准化产品输出，建设专业化品牌，有效拉升农产品的溢价。

这场转型的第一步，是土地使用方式的变化。过去30年，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社会现实，为中国农业转型的前提—农地政策的松动制造了条件。中国2003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开始明确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民将土地有偿租借给其他农户或农业公司，用于农作物的集约化种植。

随后，传统的“散户小农模式”退场，那些带着生产项目、先进技术和销售渠道的龙头农业公司，推动各地的农业种植模式全速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变。

2021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公布，原先网格化划分的小块田通过土地平整被连成一片，原先小农小户自行设计的不规则田埂也被标准化水渠取代，经过整理的土地更适合大型机械设备进入。

这些国家政策，极大改变了很多农业大省，尤其是其中县域的面貌，比如贺兰县—一个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紧邻宁夏省会银川的县城。东边黄河流过，西边贺兰山矗立，两者之间就是贺兰县。

首次来到这里的人，最初大概率会对它的现代化程度感到惊讶：穿行于农田间的柏油马路修得很宽，不少路都允许四台车同时通过；沿路很容易看到几十座、几十座连片铺开的温室大棚；那些坐落于大块农田十字交汇处的建筑群，也不再是村庄，而是挂着各自品牌的农业公司的办公楼或员工宿舍。

《第一财经》杂志记者抵达这里采访的时候还是2月，白天的气温仍在0摄氏度左右徘徊，农田里光秃秃的只看得到黄土，但一些大棚里已长满绿油油的番茄苗、西瓜苗、菜心苗或者辣椒苗，你想得到的蔬菜瓜果种类这里几乎都有。

“等到4月，这些菜心苗就会移植到室外的露天土地上。”全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基地负责人陈定有说。整个宁夏的菜心种植规模约20万亩，其中8000亩是全农在贺兰县种的，另外三四家位于其他县。这些公司的相同点在于，它们的总部基本都在广东。

菜心是典型的南方蔬菜，茎部粗壮，但味道和叶子一样清甜。最初这种菜仅仅出现在南方人的餐桌上，尤其广东和香港，当地茶餐厅主打白灼做法的菜心，焯水后最多再淋点蚝油就上桌了。

在贺兰前两天的体验令人兴奋。记者就农业话题交谈到的每个人，都会提起这些不远万里来北方种菜的“广东人”，仿佛他们是群外星人：用一种“种子保密、肥料配方保密，连育苗用土都从专门外地拉来”的方式种植一种当地从未种过的蔬菜，成熟后再直接冷链车拉走，沿着高速公路，一路送到几千公里外的城市。甚至，在收割季负责挥下镰刀切断菜心的茎、用手臂丈量菜心长度的工人，都是像候鸟一样只在9月才会出现在贺兰的贵州人，本地人几乎进入不了这个产业的任何一个环节。

不过，这些“广东人”带给当地人的感觉并不是嫉妒，而是兴奋。

“他们带给我们的启示有两条：标准化和走出去。”宁夏天缘种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李建国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他利用在贺兰县建成的温室大棚做番茄育苗生意，也自己种小番茄，2018年开始用“博柿后”这个品牌对外销售。按他的说法，贺兰人之前种植番茄的做法，是采摘完直接拉到批发市场，1斤5毛钱的价格就卖出了，直到看了“广东人”的做法，他们才知道，只要将蔬菜分级，按照大、中、小規格分开，每种规格就都能卖上高价，而且只要用小包装一包，价格就翻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