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出现人口减少，再出现经济上下滑，最后呈现出来的是空间上的破败感—一批以东北中小城市为代表的地区因资源枯竭和传统产业转型，正在发生逆城市化，尽管它们也曾因低廉的房价一度成为网络热门城 市。

学者们把这样的城市称为“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一词最开始由德国学者提出，指的是因老龄化、去工业化等因素影响，城市人口流失，从而出现“空心化”的现象。吴康是最早将“收缩城市”引入国内的学者之一。

2019年，这一议题正式进入政策视野。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这意味着对以往盲目增长思维的扭转，城市治理需要与它的人口相适应。

“目前的共识是要尊重人口大势，规划治理要顺势而为，不要再盲目扩张，在这一基础上，强调对空间的整合和优化，实现瘦身强体。”吴康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Yi：你曾在全国做收缩城市的调研。你如何挑选调研城市？有没有比较典型的案例？

W：我选的是两类，一类是资源型城市，以东北地区为代表，这是典型的一类收缩城市。另外一类是东南沿海的工贸城市。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这类城市会受到一定冲击，同时加上东部地区面临着对产业升级的适应，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不符合环境规制的产业逐渐被调整淘汰，加上技术进步下一些新业态的冲击，如机器换人、互联网线上经济等等。

我们前几年研究了浙江省的县级市义乌。义乌在10年前有一段时间就面临着以上的情况，一些原有的劳动力会离开，但是义乌通过转型升级，包括建立创意园和孵化器，吸引了更高素质的人才流入，随着“小商品”等业态不断升级，很快义乌的人口又慢慢回升。从数据来看，义乌的常住人口由2010年的123.4万增加到2020年的185.9万。因此，东南沿海的这类外向型城市流失的人口很可能是波动式的，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国内外市场的调节下，很多城市能够适应，比如义乌就是一个产业韧性很强的城市。

Yi：总体上，关于县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W：对于县城，我们有一些调研计划，因为疫情耽搁了，现在主要还是在数据层面做研究。还是有一些比较意思的发现。比如从县域角度来讲，人口增长的县级市和县比例都比较低。并且县和县级市的变动没有体现出明显差 别。

更具体地看县级市，在全国380多个县级市中，只有约不到10%的县级市城区（县城）的常住人口在减少，但这些县级市中一半以上（57%）总人口在下降，这也表明县级市人口的流失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外的乡村地区。县城在人口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有待提升。

Yi：你曾提到说要厘清一个认知误区，即我们很容易把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正常的人口流动迁徙理解为人口的收缩。该怎么样区分这种界限？

W：收缩城市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他们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时才出现这种情况。此时他们的城乡之间已经基本稳定，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了，跟中国的阶段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