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浉河边上更有烟火味的老城区，耸立着一棵孤独的千年银杏树。树干被不知名的两块红布很随意地缠绕，看似某种民间祭祀，却稍显轻慢。

同为第四纪冰期的孑遗植物，离这里四十多公里车程的一片落羽杉林，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一百多年前，作为当时民国政府兵工造林的最早项目，一批被现代植物学驯服的落羽杉种子漂洋过海，从北美大陆来到大别山脚下的李家寨，在此落户生根。长成撑天大树后，它们被用作京汉铁路上的电线杆和铁路枕木。它们是中国落羽杉的亚当夏娃，今天国内南方众多落羽杉林，都是它们的后代。而李家寨这片林地，如今有了个新的名字—波尔登森林。此举是为了纪念为造林一度扎根在信阳，却不幸英年早逝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廉·波尔登先生。

在《雞公山志》主编姜传高先生看来，波尔登是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这个称谓让人想起他翻译的那本名为《坎伯兰植物猎人波尔登的生活》的个人传记。书的封面是一张波尔登把自己打扮成中国苦力的肖像：他头裹汗巾，手执旱烟，下身打着绑腿，站在西北某地的门槛边上。与他的英国同伴雷金纳德·法勒，以及同时代的另一位盘踞在云南的植物猎人、为纳西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约瑟夫·洛克喜欢穿着光鲜亮丽的绸缎马褂不同，普通园丁家庭出身的波尔登虽“考树性、辨土宜，凡西北广漠大荒之间足迹殆遍”（墓志），却低调寡言，也不著书传人。在充当植物猎人的那段时光里，他最大的社交爱好估计是背着玻璃湿版为普通人拍摄肖像，记录他们的风土习俗—现在看起来非常民俗志的做派。纵然后来有人指出他如此打扮是怕采集植物触犯了神山，但他显然更愿意以一个底层人的形象来博得人们的认可，而非有身份地位之人。

从森林入口处走上几分钟，就能邂逅波尔登与韩安（时任林务处会办）的纪念馆，再往里几十米，便是一片茂密的落羽杉林。这种高大的树木能迅速营造出静谧的空间，简直就是墓园的天然守护者。神秘的气根象春笋一样拔地而起，被上一个秋天染红的羽叶覆盖着这片林地，也洒落在近旁那座古色古香的波尔登碑亭之上。这块立于民国十年的墓碑有些不寻常，联名刻上自己名字的同仁有四十五位之多，包括京汉铁路局长王景春、林学家凌道扬等，痛惜之情可鉴。而且这样一块为外国人立的碑，居然历经多次浩劫而完好无损。

“即使时间流逝百年，面对墓碑，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悲伤。”作家佛朗索瓦·戈登两年前在阿诺德官网上发布的一篇题为《被遗忘的阿诺德植物猎人》的长文里，回顾了波尔登短暂却不凡的一生。与那个时代的众多植物猎人一样，波尔登也是为英国的维奇苗圃和美国的阿诺德树木园寻找珍稀植物而来华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当时全球殖民体系下植物学知识建立的一部分。虽然林奈和他著名的二分法早在18世纪中期就已发布，之前零星的植物采集也早就有传教士（如卜弥格）秘密展开，但大规模的植物种子和标本采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展开的。

在一封1909年5月18日波尔登寄给阿诺德树木园负责人萨金特的信里，我们能感受到清末民初中国的森林植被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