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1693—1765），本名郑燮，江苏兴化人。他功名顺利，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不过仕途未称其望，只做过山东范县、潍县等地县令。辞职返乡，鬻字画为生，是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有诗、书、画三绝之誉，其“笔墨”超群，为人亦卓绝，时有“真气真意真趣”的“三真”美称，其立身行事，常迥乎其世，有“非人非佛亦非妖”的“顽仙”之喻，留下了很多令人感慨也耐人寻味的故事和主张。比如对小偷，他虽也认为“窃贼固当执之于法”，但在其家书中，他却坚称“盗贼亦穷民耳”，一再要求家人善待、宽容他们；其间恻隐的温情溢出人性的暖意，而其间豁达的同情则透出别致的况味。

在他自己所编纂、印行的《板桥家书》中，有三次谈及“盗贼”。

第一次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他告诉堂弟郑墨，想告老后在扬州鹦鹉桥至杏花楼一带，买地盖房，“结茅数间”，“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有几间平房和亭子点缀其间，以与友人谈天说地，论书赏画。宅院没有高大围墙，也没有严实的大门，更没有四角的碉楼，所以其安全性或不足，防不了贼。但板桥让弟弟不必担心，“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此时他还在范县当父母官，信中口吻不无戏谑，却依然流露出对所谓“盗贼”的同情理解：一是身份上，认为贼也是民，不是匪，只是处境窘迫的穷民，信中“开门延入”云云，实视之为客；二是财富可共享，信中的“商量分惠”，以及听其所取，甚至传家之物（“王献之青毡”），亦可任其拿走换钱救急等等，都流露出一种不在意小偷窃己之财的意思。

第二次是在《潍县署中寄四弟墨》一信中，他要求老弟不要追究家中长役郑迁偷盗外逃的行为。郑迁七岁被卖入郑家，但板桥早就悄悄焚毁了他的卖身契，并为他改名，且时加教诲，希望他做个好人。不幸事与愿违，最终郑迁还是伺机偷了约“二十千”米麦，逃之夭夭。郑墨欲告官追捕，但板橋回信劝慰，劝弟弟不必追究了，只是以后雇佣审慎点就可。因为这些受雇之穷苦工役，无钱读书，大都属“乡愚无知”，不知忠义为何物，所以难免犯礼触法；而那些“士大夫知书明道，而清正廉明者尚不多见，何怪臧获之鼠窃狗偷，不识廉耻也”。这一尖锐的对比，实际是在为郑迁一类的家贼开脱，是要求在哀其不幸与不争的视野下，原谅他。

第三次是在《潍县署中谕麟儿》一信中，其子（麟儿）来信告知家中遭贼，正“拟报官追缉”。板桥复信说：如果损失不大，就不必告官了：“窃贼固当执之于法，然彼为饥寒所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不偷农户而窃宦家，彼亦知农民积蓄无多，宦家储藏丰富，窃之无损毫末，是即盗亦有道之谓欤？与其农家被窃，宁使我家被窃。”信中希望其子以东汉末陈寔的“度量”为楷模，善待“梁上君子”，甚至可以“善言规诫，并赠金令作小本经营”。较之前面两次，这封信对小偷的态度显然更是友善，既为其开脱（饥寒所迫），又赞其“有道”（不窃农户而窃宦家），还让家人学习陈寔，“赠金”解其困，助其为良。

这三封谈及盗贼的信，都是写在为官的任上，身为朝廷官员的郑板桥，当然明白偷窃违律，应当法办；但在涉及自家遭窃、在和家人讨论如何面对与处置时，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宽恕窃贼。这种怜悯是在家书中流露的，是真挚而诚朴的，并非是出于名士之狂的故作惊世之语以炫世邀名。那么，板桥的宥贼有哪些隐衷，体现了何样的情思呢？仔细品味他的文字，大致能从其心曲中看出一些端倪。

板桥出身贫寒，早年备尝人生艰辛。据其《七歌》所述，他三岁丧母，家中“时缺一升半升米，儿怒饭少相触抵”，看来是常饥肠辘辘。他特别怀念乳母费氏，“每晨起，负燮入市中，以一钱市一饼置燮手，然后治他事。间有鱼飧瓜果，必先食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