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阐释其方法为：“然而人虽有六行，细微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1]（《新书·六术》）

无论凡圣，人人皆有实现“六行”的可能性，但它们“微细难识”，只有圣王才能准确把握。圣王设立六艺之教，意在使庶人通过研习六艺具备“ 六行”，并内探至“六法”。之所以将其称为“六艺”，便是因为它们是以“六术之大义”为原则创立的。“六法”“ 六行”“ 六术”“ 六艺”皆一脉相承并统一于“道”。贾谊和荀子一样，也强调圣王之教化，但是二者的理论基础极为不同。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正常满足便不得不争斗，国家便会因此失序。圣王担忧这一现象，所以制定礼乐等级制度来满足人们的正常欲望，供给其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但贾谊认为，人生而有“六法”这一良善的内在原则，与彰显“六行”的先天需要，只是其内涵与方法较难知晓，故有可能走向恶。圣人所制定的六艺教化，是顺从其良善本性，有意识地引导人的感情与行为逐渐符合于“道”。所以，六艺之教由圣人创设，但根本来自天地之道。人之所以要接受它们，根源在于此六者符合天地，即“道”对人的本质规定，这种观点和陆贾极为接近。二者都将教化的根据归结到“道”这一哲学本体，又将实行教化的起点归结为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要做到“ 求之于身”、“以身作则”，教化便成为政治的根本。所以，贾谊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2]（《新书·大政下》）国君以民为本，想要劝农耕桑，发展国家生产、积累财富，就离不开政治组织。进而，国政应以教化为本，民众获得教化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最终，教化能否取得效果，根本的依据就是“道”。

接着，贾谊在《新书·道德说》中对“六艺”做了详细阐述。在他看来，乐是在其他五艺皆具备，人之言行已能合“道”后，衍生出来的一种情感。所谓“合则驩然大乐”，“驩”通欢，指极其欢乐的样子。音乐是人将这种道德上的快乐之情，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结果。乐教其实是在另外五种教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实现的。贾谊实则将乐教视为一种道德情感教育。相反，对于流俗众人以祭祀鬼神以求获得福报的做法，贾谊认为不如学习六艺，直接上探天地之“道”，自然能得到赐福。这体现出原本与祭祀祈福密切相连的上古乐教，到了汉初，已经极大地褪去了其原始宗教与巫术的神秘色彩，成为人文的、礼制的一部分。除人之外，“德”之“六理”也普遍地蕴含在万物当中，贾谊专门列举声音来论述，他《新书·六术》中说，六阳律与六阴律分别与阴阳各六个月有着对应关系，此十二律与十二月也存在对应关系，与人一致，它们也是“内合六行六法之道”。人一方面要使五声、六律调和成理，体现“道”之要求。一方面还要主动接受这些“已调之乐”对自身内在情感精神的影响，使其逐渐符合“道”。这是贾谊对乐教作用机制与价值意义的论述，也是汉儒利用“比附”思维来认识乐教的先声。

最后，贾谊还认识到传统礼乐政治对解决当时诸多社会问题的价值，并向汉代君主提出以礼制治国的解决方案。其理论起点是反思并揭示秦代“二世而亡”的深层原因。他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3]（《新书·过秦上》）贾谊认为，秦代之政策只适合攻取天下而不适用于治理天下，还特别对商鞅提出批评，商鞅着力于帮助秦国攻取天下，以诸多功利主义举措彻底瓦解秦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所以导致家庭内部也因为“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而使互不相亲、相敬。后来虽然凭借军力与谋术获得天下一统，但却未意识到时局变化，未能及时将“得之之术”转变为“守成之术”，社会上下没有恢复礼义廉耻，所以短短十三年便灭亡。因此，如果汉初国君也不能及时意识到时局之变，从而调整政策，便只能得到与秦一样的结果。在贾谊看来，礼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他在《新书·瑰玮》中说，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世淫侈矣”，人之欲望得不到正当的引导，不能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所以才互相欺诈、争斗。故应当建立制度，将社会各项事宜进行合理安排，使得车辆、衣服等各种礼制完善，人人之间逐渐上下有序、等级有分，才能树立起社会秩序。随后对各种违背礼制规定的行为进行惩罚，进而杜绝各种智谋欺诈，看似是让人们越来越愚笨，实则能使之远离犯罪。贾谊又在《新书·礼》中举例说，文王命姜太公为太子姬发的老师，太子非常喜欢吃鲍鱼，但太公以鲍鱼不能在祭祀场合食用而劝诫太子，指出不按礼而行是无法教育太子的。据此，贾谊认为不仅是教育太子这种大事，哪怕是对民间普通家庭也一样，不按礼而行甚至无法使得父子关系和谐。所以，单单提倡道德仁义、良善政策还不行，无论是个人内在的道德精神提升抑或社会范围内的风气养成，皆需要礼制规范。礼制被赋予了一种客观强制约束的地位，并且成为几乎唯一的道德实践与社会治理原则。贾谊的结论是：“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