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歌剧始终是艺术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回顾其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是意大利歌剧蓬勃发展并在整个欧洲大陆获得空前繁荣的重要时期，由于该时期意大利歌剧艺术内涵里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游牧风格”一般的传播方式，吸引了音乐史学界对其独特一面重新思考[1]。已有文献对于19世纪意大利歌剧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的时间脉络、流派风格、载体形态等方面，而较少将歌剧本身视为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缩影来评价。事实上，歌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行为，因为音乐本身就是文化的诠释和解说，任何类型的音乐或者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都是所处时代文化体系和历史背景的“倒影”，是音乐家和听众概念化的体现。因此，本文将在美国著名学者梅里亚姆“在文化中研究音乐”和“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的视角下，选择19世纪前10年到19世纪30年代间意大利戏剧中最具影响力的罗西尼歌剧进行论证，探讨罗西尼的个人政治立场以及他的意大利作品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表现，并基于这一背景，将政治与意大利歌剧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解读[2]。

一、19世纪意大利歌剧艺术与民主主义的关联

在卡洛·瓦雷斯（Carlo Varese）撰写的《圣卢里奥西亚一世蒙塔纳里萨尔迪》（1832）一文中，因其宣传词为“罗西尼与司各特的浪漫主义对抗”引起了音乐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尽管瓦雷斯对罗西尼意大利歌剧戏剧性的解读既非原创也有违常理，但基于以下两点，我们仍选择从瓦雷斯的分析展开我们的探讨：一是表述的新颖性，瓦雷斯称罗西尼和司各特的文风表现出一种“冷漠”甚至是“残忍”的态度。瓦雷斯宣称自己是两位作家的粉丝，因此他的话语较之常人更具有说服力，瓦雷斯认为司各特和罗西尼代表了对叙事写作和歌剧创作的一种“现代”态度。二是瓦雷斯明确论述了有“思想”的音乐表现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他坚信音乐的力量丝毫不亚于文字，不仅可以代表审美态度，也可以代表创作者的心理与立场。由此可见，歌剧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现实的诠释和解读，能够切实反映当下社会状况和时代背景，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经常会忽视歌剧艺术与民主主义色彩之间更深层次的相关性[3]。不少学者关注罗西尼曾发表的数份声明，如格雷普勒（Martina Grempler）在其专著《罗西尼和祖国》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罗西尼声明的政治信仰问题，然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声明大多是在罗西尼1829年退出歌剧创作之后发表的，因此，简单依据这些声明来了解罗西尼歌剧所代表的民主主义色彩是较为片面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声明未能充分体现出罗西尼对国家政治特别是对意大利局势的看法。纵观罗西尼的音乐生涯，出于政治动机所创作的作品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民主主义倾向，他甚至可以为政治色彩对立的作品进行配乐——如1815年4月在博洛尼亚的康塔瓦利剧院为庆祝约阿希姆-穆拉特演出的《独立宣言》到1822年为维罗纳会议而创作的大合唱《圣爱》，两部作品所代表的政权截然相反。因此，简单依靠创作者的创作声明是无法真实反映19世纪早期作曲家的民族观点，究其原因，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可能取决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环境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