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五千万”，乃抗战初期鼓舞信心的一句话，指国人众多，不致亡种，正道端行，不畏生死，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此数字从何而来，是否准确，无人细究，其另有所指。自身能力也是一种约束条件，人口资源，乃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自此，国人开始关注人口数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其在加拿大华人会馆演讲时，哭诉光绪帝惨状：“索鸡粥而不得，珍妃冬月单衣。”又痛陈慈禧之恶：“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最后振臂高呼：“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在场人士为此感染，群情激愤，由此创立“保皇会”。1903年3月21日《大公报》刊发天纵子《法兰西爱国女子若安传》一文云：“中国号称四万万人而不识不知之妇女弃其半群……君权压民气颓，内讧深外侮迫，赫赫震旦奄奄支那且率而入于奴隶牛马之界限矣。”1903年6月30日，清廷与上海领事团密谋，由上海租界工部局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七人实行拘捕，“苏报案”由此引发。章太炎被捕后，上海《新闻报》上有文章嘲笑章主动送上门，“不去为愚”。章见此文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一文回应，刊登于《苏报》最后一期。文中称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1908年1月10日的《新闻报》发表汪惕予的《捐产创立中国自新医院附设男女医学堂看护妇传习所之意见书》称：“西人之目我国曰东方病国，四万万人半病夫也。以云医国，地位所限，担任有人，仆不敢越徂，医人则夙业所在。”1911年4月12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的《告哀篇》道：“今兹瓜分密议之结果，显言之，则为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土地之象；微窥之，实即我残忍不道之政府与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四万万黄帝子孙生命财产之局也。”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席上演讲时称：“汉人向来号称是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众，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殷夫作于1929年12月的诗《我们》，其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谁？/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的工人农民！”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致蒋介石信中称：“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