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的名号，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脱靴扪虱、行散裸身、不拘礼法、傲视权贵等狂放不羁的行为一直在被后世咏唱和怀念。

但竹林七贤在当世的时候并没那么吃香。竹林七贤的行为不仅不为当权者认可，甚至也大多不为当时舆论所容。七贤之一的刘伶喜欢酒后脱衣，但此一举动也是“人见讥之”。而那位说王公大人都不过是自己裤裆里的虱子的阮籍，在面对自己同族的时候，也是再三劝说不可效仿其事，故《晋书·阮籍传》称“群从昆弟都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而面对自己的儿子阮浑的放达之行，他更是教训道：“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这中间提到的仲容是阮籍同宗的阮咸，也是后世所称的七贤之一，其在当时也以放达著称，但是因其在母丧期间，“借客驴着重服”追鲜卑婢，结果“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被清议所非，以至于多年不能为官。而阮籍同宗的另一个例子阮简也是，“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与阮籍对自己儿子的教诲类似，七贤之首的嵇康给自己儿子的遗书当中，几乎都是强调要如何遵守礼教。

但就在十余年后，大体在西晋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所谓的放达之行突然就流行了起来，并成为当时最为“时髦”的潮流，举国上下都开始了对竹林七贤行为的模仿。《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贵游子弟做这些行为，本不稀奇，但稀奇的是甚至当政的高官也参与其中，《晋书·王衍传》载：“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